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六节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成立
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随之占了优势。在它们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并于1923年10月贿选曹锟为总统。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暴政的斗争日益高涨。战败的奉系军阀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宣布独立，重整军备，扩张实力，并多方联络各派反直势力，准备共同倒直。在反直的相同目标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直三角同盟逐渐形成。直系谋求拆散反直三角同盟未成，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除以重兵防备奉军入关外，调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入闽，图与陈炯明勾结进犯广东，同时联合苏、闽、赣、皖直系势力包围浙江皖系卢永祥。直系与反直系势力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终于爆发了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浙江卢永祥控制着江苏境内的上海。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早就想将上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4年春，卢永祥收编了在福建被孙传芳击败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两部。齐燮元对卢永祥更感不满，于是与赣、闽、皖三省军阀联合逼迫卢解散臧、杨两部，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3日，江浙战争(齐卢战争)爆发。卢永祥的实力远不及苏、闽、皖、赣的联合力量，且处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卢在开战之初虽进展顺利，但旋即陷于被动。16日，孙传芳攻占江山，杭州震动，卢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住龙华，将兵力集中于松江、上海一线继续作战。但在齐、孙军联合进攻下，10月初，松江等地失守。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至此，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被任为浙督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江省长。
江浙战争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4日，张作霖即通电响应卢永祥，并将奉军17万人编为6个军，于15日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出动。曹锟乃于17日下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18日，吴佩孚命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分向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三路迎敌，同时以曹瑛、胡景翼等分任10路援军司令。直军共有兵力约25万人。
9月15日，奉军袭击热河朝阳。17日，两军主力在山海关一线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在热河前线，22日，奉军已占领开鲁、朝阳、凌源、平泉等地，10月7日，又攻克赤峰。在山海关方面，直军守备较强，10月6日，奉军始克九门口，进至石门寨。两军在山海关和石门寨激战，伤亡均甚重，直军已开始出现颓势。12日，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企图扭转局势。但这时奉军已与直军第三军军长冯玉祥达成共同推翻曹吴的协议，热河方面奉军转而南下冷口，给山海关直军以很大威胁。10月22日，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更给直军以沉重打击。吴佩孚不得不于10月26日率少数部队回救北京。山海关前线直军因冯部倒戈，主帅离去而军心动摇。奉军乘机全线出击，将直军主力部队包围。除少数将领逃回天津外，直军官兵全部被俘。
吴佩孚回到天津后，将所率部队集中于北仓、杨村一带，准备进攻北京，同时向苏、浙、鄂、豫等省直系军阀求援。然而，在段祺瑞授意下，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均宣布中立，并分别出兵沧州和石家庄，截断津浦、京汉两线交通，使南方直军无法北上增援。11月2日，冯玉祥部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退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已进至唐山、芦台附近，吴佩孚在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下，被迫于11月3日率残部登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直系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是因为：一方面它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对内镇压工人运动，进行贿选，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承认帝国主义对临城案的要求，媚外辱国，从而使它与全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这就促进了反直各派的联合，使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孤立，遭到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同时其倒行逆施也加深了其财政危机，使其军费困难，装备不得更新，军饷和军需物资不足。另一方面，是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它分崩离析。曹锟上台前，原有洛(阳)、保(定)派之分，曹上台后，又有津、保派争夺内阁总理职位之争，使政局不稳。同时，吴佩孚与王承斌、齐燮元、冯玉祥等争夺兵权和地盘的矛盾斗争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在内部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在这次战争中倒戈，给了吴佩孚致命的一击。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奉系的胜利，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争霸中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是由来已久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冯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吴佩孚长期驻洛阳，一向视河南为其根据地，要求冯在河南督署安置其亲信，并为他筹饷，遭冯拒绝。吴为削弱冯的兵力，企图将冯部李鸣钟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以脱离冯的管辖，也因冯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冯为加强自己的实力，成立了五个补充团，吴屡电制止，冯均置之不理。吴冯争夺地盘和兵权的矛盾已很尖锐，吴为压制冯，在冯任职不到半年即促使北京政府调冯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使冯失去河南地盘。冯被迫北调，吴还令冯将五个补充团留下，冯不顾吴的阻拦，仍将其部队全部运到北京。冯部北调时，吴原应允每月由河南协助军饷20万元。但冯部到京后，吴不履行诺言，加以北京政府不能按时拨给冯军费，使冯部处境十分困难。冯吴之间的矛盾成了直系内部诸多矛盾中最为突出的。冯认为一旦直奉之间爆发战争，直胜则他受吴的压迫将更甚。这是冯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的基本原因。
冯玉祥原非曹吴的嫡系，其某些政治军事行动表现他具有一定的朴素的爱国思想。如1918年2月，他两次发出通电主张对南方停战，和平解决，因此受到孙中山的称赞。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支持其驻地常德学生的反日斗争。1923年他发出通电支持根据条约收回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能够接受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势力的影响。1920年秋以后他与孙中山之间常有信使往返。1923年冯收到孙中山赠的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同年孙还派人转达了对冯的殷切期望。加以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的推动，使冯开始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也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原因。
冯吴之间既存在尖锐的矛盾，反直势力就得以利用这个矛盾进行分化直系的活动。在孙中山争取冯转向革命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也拉拢冯以对付吴佩孚。而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也需要得到段、张的支持。冯的军费困难，段即利用张作霖提供的经费，接济冯军饷。张并一再派人到京与冯联络。段、张的拉拢和支持，使冯敢于反戈倒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