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这些书引用了大量珍贵史料，对于后世研究古籍内容帮助颇大，同时此书也是古代士子们明经取士的标准。
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此书系经学义疏的结集，偏重南学。其中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孔颖达等奉命主持编定，前后历时30余年，参与者约50余位著名学者。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赜本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编成。后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五经正义》中含有哲学思想的着作是《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前书宣扬“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后书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影响颇大。
虽然《五经正义》在编撰中曾出现过不少疏漏，《五经正义》之春秋正义可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它仍有重要历史地位。不仅对唐代文化、思想、哲学、教育、伦理、社会舆论等的发展变化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史料的全面和见解的新异上也有一定特色，特别是大胆地吸收引进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一些玄学知识分子注经的成果，促使经学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
自《五经正义》始，经学朝着简明和实用的方向发展，如在“礼”经中，取实用具体的《礼记》，而不取难懂、烦琐的《周礼》和《仪礼》;在“春秋”经中只取简明生动的《左传》，而放弃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这对唐以后学风由谈玄转向务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着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没。《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