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自汤立国至纣亡国，经历了约500多年，其疆土空前广大。“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诗经·商颂·玄鸟》）讲的就是辽阔的商代疆土及其影响。特别在盘庚迁殷后，经过武丁的经营，商代的疆土达到鼎盛。如此广大的地域能被有效地置于商王朝的控制之下，势必有一套存在于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之下的管理体系，该体系应当用一系列地名来记录和表述。有些地名也应该或必然在记录商王朝占卜活动的甲骨文中有所体现。现存甲骨文中的地名及地理资料是解析所谓“殷土芒芒”的第一手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点面结合地复原“殷土”的实际情况。因此，研究甲骨文地名是探究商代地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内外关于殷墟甲骨文地名的研究，开展较早，成果也较多。从单篇的考证文章到专著多有所见。具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地名的确定、识字、分类和地望考证等方面。过去多是依据传统的“五期分法”来确定甲骨文地名的时代，只简单归定期别，较少结合“两系说”进行更细程度的分类断代讨论。较少关注“王卜辞”与“非王卜辞”所见地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而认为甲骨文地名至少在商代是恒定不变的。实际上，甲骨文地名、特别是人文类地名也是有变动性的，如地名所在地空间的变动和地名名称的改易。更细程度的分类断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变动。此外还可依据环境变迁、政治地理架构、战争征伐等因素和地名学的方法来探讨当时先民居住地的变化，从而发现因人类活动地域的改变引发的地名变化。因此，如能在充分使用前人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助甲骨文本身正确的分类断代和环境变迁研究的有关成果，不失为殷墟甲骨文地名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有关甲骨文的分类与断代，目前学术界有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创立的“五期说”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的“两系说”并存。鉴于此前研究多是在“五期说”下展开的，所以可以尝试在两系说的分类断代体系下，来整理和研究殷墟甲骨文地名。所谓两系，就是说殷墟甲骨的发展不是一个系统的，而是可以划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小屯村北；另一个系统是小屯村中南。两个系统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在出土地点、甲骨质料、修治方法、钻凿形态、卜辞格式及文字风格上都有差异。“村北系”起于“组”，然后发展到“宾组”－“出组”－“何组”－“黄组”；“村中南系”亦起于“组”，再经“历组”发展到“无名组”。在“五期说”系统中，有关甲骨文的各类问题，都被置于一个系统中讨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就和将它们置于“两系说”中所得出的结论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时间层面上的前后分期体系和空间断面上的组类体系本身包含着不同的时空背景，时空背景发生变化了，研究的对象和结论就会相应变化。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探讨甲骨文地名将会有不一样的认识。按以前的研究，有一些可作地名的方国在武丁时代被征服，经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后再反叛，在第四期的武乙文丁时期又征伐这些方国，有时征伐或延至第五期。如果按照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将诸如组、子组、午组和历组卜辞的时代相应提前，则这些方国叛服的先后关系会有所变化。例如可作为地名的“危方”，见于传统五期说的一、三、四、五等期，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一期时“危方”与商为敌，商王曾派人征伐，三期归附，以伯爵赐封，第四期又反叛，五期仍然与商为敌（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219－221页）。如果以两系说来看，第四期记载危方反叛的卜辞被提前至一期或二期后，所谓第四期又反叛实际上还是第一期或二期时的敌对状态，并不是又一次反叛。这种反叛归顺的关系会影响判断族群的迁徙和地名的改易。可见正确的时代定位，对于确定甲骨文地名的地望很有帮助。
地名不仅反映人文要素，同时也与自然环境及气候变迁不无关系。甲骨文地名也与地貌类型、地貌部位、海拔高度、植被状况、水文特征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地名的取字、取义，有一部分是和自然地貌环境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可以根据部分甲骨地名的这一特性，借鉴商代气候环境的研究成果，结合现今的地貌状况、气候环境详加对比和分析。当然这一工作是在确定现今地貌和商代自然地貌在大的面貌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比如山河的展布形势、不同类型地貌的分布与格局、水文特征的总体大势等。这类地名如洹泉（《合集》34165）、小山（《合集》30393）、丘奠（《合集》39683）、兹丘（《合集》30272）、唐麓（《合集》8015）等。
气候的变迁往往表现为气候带在纬度方向的南北移动。对位于北半球的商王朝而言，当气候变得暖湿时，气候带整体北上，当气候转为干冷时，气候带整体南移。气候带的南北移动改变着这一地区温度、湿度和植被的变化，这些环境要素的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人类的各项活动。据竺可桢、张丕远、葛全胜等学者的研究，夏代至早商（4.0～3.5kaBP）中国气候还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延续，中商（3.5～3.3kaBP）出现了相对的寒冷时段，而到了殷墟晚商时期（3.3～3.1kaBP）气候又相对温暖，称为殷墟暖期，商末周初（3.1～3.0kaBP）中国气候发生突变，从此中原地区再未出现过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环境。依据这个气候冷暖变迁的轨迹，可以判断由于人类活动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地名变迁。
当晚商气候发生变化时，特别是两种气候带的交界地区，如温带与热带交界带，草原植被与农耕植被之间，可能会有较多的人群迁徙，这种迁徙会导致甲骨文地名的变化。例如甲骨文地名“ ”（西 、 方），见于传统五期断代的一、三、五期，日本甲骨学者岛邦男认为在山西省西北方，台湾甲骨学者钟柏生以为在山西南部。结合气候变迁的因素来看，很可能是温暖湿润的第一期武丁拓展疆土时北伐至今山西北部的 方，并败之，或迁其民的一部分南下安置于山西南部，原地仍然有 方人。到了第五期商末气候变得干冷后，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附近的 族南下寻求适宜的生活环境，或是受到更为偏北的土方等族南下的压迫，与殷王朝再次发生冲突，战争的胜败都有可能导致北方的 族人再次南下。这实际上是在气候变迁和征伐战争的双重影响下， 方的地名发生了地理上的变迁。
在综合文献比勘、干支系联、同版和异版系联、人物及事类系联等方法，参考其他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两系说”的分类断代和环境变迁因素来展开甲骨文地名研究，不仅是方法上的新尝试，而且可结合“王卜辞”与“非王卜辞”地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探索晚商时期的政治地理架构和由此反映出来的家族形态与社会结构等问题。而地名本身在产生、发展、演变方面的特性也使得这种研究可从地理上检验两系说，有分类断代的意义。
甲骨文地名是中国独有的古老地名之一、是中国地名的根源，甲骨文地名研究对于探讨地名学源流至关重要，还可以使中国传统的古地名文化得以延续。甲骨文是安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文地名研究可丰富殷墟世界遗产深邃的文化底蕴。李学勤先生曾把甲骨地理研究作为未来“甲骨学的七个课题”之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出来的“芒芒殷土”可为甲骨文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地理上的参照系统，可为商代晚期中国文化地理格局、政治地理架构、民族融合、环境变迁等提供借鉴。
（作者马保春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04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