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当后过程考古主义的提倡者伊恩·霍德 (Ian Hodder)得知他得到了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发掘许可之后，他非常兴奋。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我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实际的考古发掘中！”他制定了一个长达20年的发掘计划，筹集各方资源，招募学术背景多样的考古人才，在遗址上建立多学科实验室。 如今，恰塔霍裕克已成为了闻名于世的考古遗址，每年吸引很多考古学者到此研究。2016年是伊恩·霍德主持田野发掘的最后一年，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且对遗址所运用的发掘方法有了一些体验。
后过程考古学提出一种“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archaeology)。其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边发掘，边分析，边记录“， 鼓励考古发掘过程中各方面学者进行最大化的讨论，并且随时调整发掘方法和对各遗迹现象的阐释； 二是将考古发掘材料随时呈现与众，通过与公众平权地讨论，拓展解释的多重话语。以下，通过三个方面的实际例子，来体现反身考古学的方法特点，也同时与中国的田野发掘方法进行比较。 
霍裕克遗址160号房址发掘
实验室人员与发掘人员的优先寻访
恰塔霍裕克遗址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实验室建在了考古工地旁”。在遗址的工作站里，有各个方面的实验室，包括植物、石器、动物、体质人类学、陶器等，每个实验室都由1-3个教授级专家主持。与世界上其他大多遗址“发掘之后整体打包分析”的手法不同，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实验室分析和发掘同时进行。发掘人员在发掘的时候，若发现了看上去比较重要的遗迹现象，就可以把其定为“优先单位”(priority unit)， 直接将此遗迹的相关标本送往实验室快速分析，一般分析结果在每周两次由实验室人员组成的“优先寻访”(priority tour) 时即可反馈给发掘人员，使之可以规划下一步发掘和阐释。
有一次，在发掘一个灶台遗迹的时候，来自波兰的考古学家艾瑞克发现了在灶台底部的铺垫层之下有一大片黑色的炭化物质，看上去不像是垃圾而是特意放置而成的。于是，艾瑞克将这个单位定为优先单位，暂时停止了对其发掘，将一些样品送往实验室分析。很快，在几天后的优先寻访时，便出现了以下这段他与植物考古学家恰伦的对话：
恰伦：”我在你送来的样品里面发现了 大量的炭化的核桃，且它们大小相近。”
艾瑞克: “哦是吗？那也许这不是一片垃圾，我想也许有可能是建造灶台之前所进行的某种仪式，是特意而为之的。”
恰伦：“我想是的，核桃的破碎程度相近，不像是偶然而成的破损，可能是人为的。”
艾瑞克:“这个房子里有那么多灶台，可能是一个集体活动场所。那么灶台的建造和修复过程可能也伴随着一些集体性的仪式。也许我应该对这层炭化植物周围的部分再进行清理，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现象。“
恰伦：“好的，如果有特殊现象，可再定为优先单位进行分析。”
通过如此般的交流，发掘人员可以更加丰富地对遗迹现象进行阐释并且规划下一步发掘策略。同时，实验室人员的科学分析结果也不会和其考古发掘的背景脱节。通过这样频繁的反馈和讨论，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发掘确保了最大化的信息获取，避免了单一话语的分析方式。
在恰塔霍裕克遗址发掘，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电子科技的贯穿运用。自2013年以来，遗址发掘全程采用“无纸化记录“。通过装有GIS 和Office Access的平板电脑，发掘者可随时在遗址上准确记录发掘现象，同时也可通过虚拟网查阅遗址其他区域遗迹以往历年的发掘记录。这样无纸化记录的方法不仅拥有保存安全、记录标准统一、分析便利的优点，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优化了发掘过程。 
建立在遗址的实验室
举个例子，我参与发掘的160号房址是一所在几年前发掘过的单位，但由于时间限制以及之后发掘计划的改变，这间房址的发掘中间停滞了数年，直至今年才重新开工。几年前的发掘仅揭露至房址的地面，当时经过一些简单的清理后并未发现遗址其它房子里常见的“埋葬坑”。然而，在通过今年的一番重新清理之后，我们发现房子里遍布大大小小的埋葬坑。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我们产生了疑惑。于是，我们拿着连接着数据库的平板电脑在房子的各个角落进行仔细观察，通过与当年发掘文字和图片记录的逐一排查比较，我们发现了造成此差异的原因。原来，房址的地面分为多层石灰，而大多埋葬坑的开口不在最上层，所以第一次清理并未发现任何坑状遗迹。然而，经过多年的自然风化、冷热交替所造成的对表层地面的破坏，开口于下层地面的埋葬坑由于自然沉降的原理显露于面。 
用surface记录发掘
类似于这样电子化的数据记录和储存特别适用于需要多年连续发掘的大型遗址，它可以有效地帮助解决单位性质的不明、多批发掘人员的数据衔接问题。
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就是遗址人员之间的相对平等性。这个平等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发掘工地专业人员之间的平等性。一位曾经在埃及参与过考古发掘的同事幽默地和我总结道，
“在埃及，民工们埋头发掘，我们在一旁坐着；在恰塔霍裕克，我们埋头发掘，民工们在一旁坐着！”
我笑着表示赞同，同时想起里我在国内发掘时也有过类似埃及的经历。的确，在恰塔霍裕克发掘现场，民工基本只负责搬移探方中的废土，并不直接参与发掘。进行实际发掘的全是专业人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和博士，甚至还包括已得到终生职称的教授。在这样高水平人员组成的发掘现场，没有了专业人员与民工之间的“领导关系”。在我所发掘的单位里，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体制人类学家，有来自意大利拥有丰富发掘经验的博士，还有刚毕业于法国高校的近东考古学家。在这样一个拥有高水平专业人员的探方里，一直充满着一种热烈交流，平等讨论，取长补短的好气氛。
相对平等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在发掘人员与遗址领导者之间。作为恰塔霍裕克的总发掘领队，虽然伊恩·霍德对遗址的发掘有一些大方向上的把握掌控，但在日常的发掘过程中，他对遗迹现象的分析和判断，都离不开他与发掘第一线人员的共同讨论。我们时常对他的观点提出反对，他有时接受，有时保留己见。对于每一个新来到恰塔霍裕克工作者，伊恩都会亲自充当“导游”，带领着参观介绍遗址的角角落落。如果遗址的研究者希望从遗址获取相关材料进行研究，伊恩也会尽力提供。
恰塔霍裕克丰硕的发掘成果，以及其将反身考古学的成功运用，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在遗址工作的高水准的专业人员，遗址自身材料丰富和良好的保存，以及领导者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其实，在我国，保存程度上相当于恰塔霍裕克的遗址数量并不少。在不久的将来， 只要能聚集有较多的专业人员，同时拥有大环境的客观支持，中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恰塔霍裕克。
后过程考古学提出一种“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archaeology)。其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边发掘，边分析，边记录“， 鼓励考古发掘过程中各方面学者进行最大化的讨论，并且随时调整发掘方法和对各遗迹现象的阐释； 二是将考古发掘材料随时呈现与众，通过与公众平权地讨论，拓展解释的多重话语。以下，通过三个方面的实际例子，来体现反身考古学的方法特点，也同时与中国的田野发掘方法进行比较。
霍裕克遗址160号房址发掘
实验室人员与发掘人员的优先寻访
有一次，在发掘一个灶台遗迹的时候，来自波兰的考古学家艾瑞克发现了在灶台底部的铺垫层之下有一大片黑色的炭化物质，看上去不像是垃圾而是特意放置而成的。于是，艾瑞克将这个单位定为优先单位，暂时停止了对其发掘，将一些样品送往实验室分析。很快，在几天后的优先寻访时，便出现了以下这段他与植物考古学家恰伦的对话：
恰伦：”我在你送来的样品里面发现了 大量的炭化的核桃，且它们大小相近。”
艾瑞克: “哦是吗？那也许这不是一片垃圾，我想也许有可能是建造灶台之前所进行的某种仪式，是特意而为之的。”
恰伦：“我想是的，核桃的破碎程度相近，不像是偶然而成的破损，可能是人为的。”
艾瑞克:“这个房子里有那么多灶台，可能是一个集体活动场所。那么灶台的建造和修复过程可能也伴随着一些集体性的仪式。也许我应该对这层炭化植物周围的部分再进行清理，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现象。“
恰伦：“好的，如果有特殊现象，可再定为优先单位进行分析。”
通过如此般的交流，发掘人员可以更加丰富地对遗迹现象进行阐释并且规划下一步发掘策略。同时，实验室人员的科学分析结果也不会和其考古发掘的背景脱节。通过这样频繁的反馈和讨论，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发掘确保了最大化的信息获取，避免了单一话语的分析方式。
在恰塔霍裕克遗址发掘，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电子科技的贯穿运用。自2013年以来，遗址发掘全程采用“无纸化记录“。通过装有GIS 和Office Access的平板电脑，发掘者可随时在遗址上准确记录发掘现象，同时也可通过虚拟网查阅遗址其他区域遗迹以往历年的发掘记录。这样无纸化记录的方法不仅拥有保存安全、记录标准统一、分析便利的优点，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优化了发掘过程。
建立在遗址的实验室
用surface记录发掘
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就是遗址人员之间的相对平等性。这个平等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发掘工地专业人员之间的平等性。一位曾经在埃及参与过考古发掘的同事幽默地和我总结道，
“在埃及，民工们埋头发掘，我们在一旁坐着；在恰塔霍裕克，我们埋头发掘，民工们在一旁坐着！”
我笑着表示赞同，同时想起里我在国内发掘时也有过类似埃及的经历。的确，在恰塔霍裕克发掘现场，民工基本只负责搬移探方中的废土，并不直接参与发掘。进行实际发掘的全是专业人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和博士，甚至还包括已得到终生职称的教授。在这样高水平人员组成的发掘现场，没有了专业人员与民工之间的“领导关系”。在我所发掘的单位里，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体制人类学家，有来自意大利拥有丰富发掘经验的博士，还有刚毕业于法国高校的近东考古学家。在这样一个拥有高水平专业人员的探方里，一直充满着一种热烈交流，平等讨论，取长补短的好气氛。
相对平等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在发掘人员与遗址领导者之间。作为恰塔霍裕克的总发掘领队，虽然伊恩·霍德对遗址的发掘有一些大方向上的把握掌控，但在日常的发掘过程中，他对遗迹现象的分析和判断，都离不开他与发掘第一线人员的共同讨论。我们时常对他的观点提出反对，他有时接受，有时保留己见。对于每一个新来到恰塔霍裕克工作者，伊恩都会亲自充当“导游”，带领着参观介绍遗址的角角落落。如果遗址的研究者希望从遗址获取相关材料进行研究，伊恩也会尽力提供。
恰塔霍裕克丰硕的发掘成果，以及其将反身考古学的成功运用，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在遗址工作的高水准的专业人员，遗址自身材料丰富和良好的保存，以及领导者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其实，在我国，保存程度上相当于恰塔霍裕克的遗址数量并不少。在不久的将来， 只要能聚集有较多的专业人员，同时拥有大环境的客观支持，中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恰塔霍裕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