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溪老人为纪念抗战胜利题字。
如今健在的抗战老兵已屈指可数，女兵更是少见。本报寻找、征集到的数十位抗战老兵中，柳溪是唯一一位女八路。这个充满诗意的女性名字，却与战争紧密相连。她的记忆中，有入侵者的狰狞面目，也有中国人民的奋起抗争。
人物档案
柳溪
1930年出生于河北昌平县(现属北京市)，1939年开始为共产党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944年入伍，1945年入党。曾参与整理并多次成功传递我军情报，也曾作为进步剧社成员为战士表演节目。建国后来到石家庄三三零二厂工作，1985年退休。
14岁成为小八路 如今84岁每天坚持看新闻
如今仍然健在的抗战老兵已经屈指可数，女兵更是少见。84岁的柳溪老人，14岁就成为了一名小八路。如今，她的头发早已花白，身体也大不如前。
记者采访当日，柳溪没有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而是耐心地在三三零二小区的家中等待。窗外的广场上，不时传来歌唱美好生活的歌曲。
老人如今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子高翔鸽60多岁，退休后负责照顾母亲的起居。他笑称自己兼三职：司机、厨师、保姆。说起这些，母子俩对视一眼，默契地笑了。
柳溪年轻时，爱好书法和绘画，还曾为一家报社写过特约通讯。因为年纪大了，她已多年没写过毛笔字。但为了纪念抗战胜利这个特殊的日子，她蹒跚地走到书桌前，找出笔墨认真写下几个大字：“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九周年”。
如今，柳溪身体愈发不如从前，老年病缠身，出门散步时也不能走远路了。每天的娱乐活动只是看看《健康文摘》和新闻联播。但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老人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起来。在经历的那段抗战岁月中，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入伍前为地下党送信。
折断日本人的铅笔 拒绝上日语课
“我读过小学，是在昌平县城上的。”柳溪回忆道，她上小学时，昌平是敌占区。学校在一个名叫广岗(音)的日本顾问监督下进行教学。学校每次升旗时会先后升起三面国旗，日本国旗、满洲国旗、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唱三种国歌。这些让柳溪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日本人经常在学校组织各种比赛。一次运动会，柳溪参加竞走比赛取得了第一名。日本人给她发了一根铅笔作为奖品。领奖时，柳溪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那时的铅笔比较细，我两手攥着铅笔两端，一使劲就把笔掰成了两截。心里恨哪！”柳溪说，很快就有同学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老师用杉木板打了她的手心以示惩罚。虽然手被打肿了，但柳溪一点儿也不后悔。
因为抵抗日本人而挨打是常事。“学校开了日语课，老师是日本人。出于对日本人的憎恨，我和另一个同伴从未上过一堂日语课。”柳溪说，每次上日语课前，她会和同学一起逃学到附近孔庙，躲在庙里一个桥底下。估摸日语课上完了，她们才会回到学校。但每次逃课回去，都会有一顿板子等着她们。为了减少疼痛，她们会提前用手在地上磨到麻木，这样挨手板时就不会觉得疼了。
9岁起为地下党站岗放哨 多次成功传递情报
读小学二年级时，柳溪和表哥租住在东帽儿胡同1号，几位加入共产党的亲戚会在他家开会。此后，这里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很多老师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我家开会，有时也会在这里发展新党员。”她说，那时她9岁，老师们开会时她会和长几岁的表哥在院里放哨。有个姓郑的保长是日军的探子，他经常以检查卫生为名到各家检查。柳溪和表哥放哨时看到郑保长，会机智地大声和保长打招呼：“郑大爷，您看看这卫生怎么样啊？”里屋的老师们收到信号后，会立刻把麻将摆上桌子，做出玩乐的样子躲避敌人的排查。
抗战时期日子苦，日军不仅把粮食都运到前线供应了士兵，还控制了交通。老百姓失去了物资供应，一度只能吃橡子面。“那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人吃了极易便秘，身上也不舒服。但是为了生存，只好咬着牙咽下去。”柳溪回忆起那时的日子，眉头紧皱。
后来日本人强化治安，出入城门必须经过严格盘查。我党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越来越难。“查得特别严，守在城门口的汉奸连老太太的裹脚布也要拆开查看。像我这样的小孩儿成了传递情报的最佳人选。”柳溪说，第一次传递情报时，她一点儿都不紧张。她和同学每人抱着一个装满油条的竹篮，一起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西直门，写着情报的纸条就藏在篮子里的油条中。守城的汉奸看他们是小孩儿，没有过多阻拦就放他们进城了。柳溪和同学圆满完成了任务。
柳溪的表姐名叫陆地，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平日以老师的身份在离城5公里的村庄教书。柳溪多次为陆地传送情报。
柳溪14岁时，在同村舅舅的介绍下参军。同年转移到山区学习，后又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师范接受教育，1945年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