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白波漫画《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
张仃漫画《汉奸曰：“素富贵!行乎富贵。”》
华君武漫画《榜样》
蔡若虹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
在百年漫画史中，若论漫画艺术的影响力，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能与抗战时期漫画的波澜壮阔、尖锐愤慨相比。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漫画艺术的发祥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抵御外侮的宣言和国民党共赴国难的号召，促成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大联合，共同参与到抗战宣传中。美术界首先响应的是广大爱国漫画家——他们或集中在“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漫画组织、救亡团体之中，或分布在各地的部队政治部、学校、美术工作队等岗位。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随着日寇刺刀和大炮的日益进逼，漫画家们纷纷从上海逼仄的亭子间走出，以笔为枪，投入到这场“殊死的漫画大战”中。漫画随着炮火发展到全国，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汉奸走狗成为漫画家们的绝好创作资源，惯常讽刺与幽默的他们几乎是饱蘸着辛酸、血泪和愤怒描画那些作品，铸就了抗战漫画这一段悲壮而又辉煌的历史。
一支生力军
我国漫画历史并不长，最早出现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当时不叫漫画，而是用寓意画、讽画、谐画等名称。它是和报纸刊物一起出现的，是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宣传服务的，往往以夸张、变形的手法针砭时弊，歌颂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这种绘画形式诞生之后在各大城市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广州、上海、天津、北京这些城市。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漫画宣传作用的发挥，开始出现专业的漫画家。民国初年，除了新闻报纸上会刊登漫画，还出现了漫画刊物《上海泼克》，主办者沈泊尘借鉴采用了英国漫画刊物《泼克》这个名字，虽然只出版了四期，但是刊发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
大革命北伐期间，漫画更加成熟，如漫画家黄文农，作品数量多、艺术质量高，都是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主题的政治讽刺画，后来汇编成《文农讽刺画集》。大革命失败之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漫画暂时沉寂，但很快描写市民生活的生活漫画出现了。1928年，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三人办起了《上海漫画》，适合都市人民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讽刺画增多，很受大众欢迎，刊物销路也好。在当时的上海，漫画刊物最多时达到一二十种，漫画刊物的增多也培养了更多的漫画作者。中国没有教漫画的学校，漫画人才都是在刊物上受到培养而成熟起来的。漫画队伍增大了，优秀人才也逐渐成熟，如张乐平、张谔、廖冰兄、华君武、张仃等漫画大家都在此时出现。
大革命失败后、抗战爆发前这段时期，我国漫画最为活跃、繁华，地区集中在上海，在租界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尽管漫画刊物也曾遭到查封，但这种刊物办不下去可以另换一种名目，改头换面又出版了，所以漫画刊物名称尤其多。没有专门的学校和老师，学习漫画最多的也是最好的办法是找外国著名漫画家做老师——临摹他们的作品，学习他们的表现形式，如张光宇学习墨西哥的珂弗罗皮斯、张谔学苏联的叶菲莫夫等，也有的从卡通形象中吸收营养。虽然如此，因为中国漫画家画的是中国故事、中国内容，所以漫画形式就中国化了，民族形式的漫画也形成得非常快，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一支敢死队
有了前十年的基础，抗战爆发之后，漫画就更加显示出它的战斗性。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紧急将漫画家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抗战救亡工作。叶浅予从南京来到上海，与“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负责人鲁少飞商议，于1937年8月正式成立了抗战美术的先锋、后来载誉中国漫画史的“漫画宣传队”，并踏上了抗日救亡宣传的征程。他们沿途进行抗战宣传，每到一处，就放下行李、不顾自身安全地在街头绘制大幅醒目的壁画，或展出布上漫画、招贴等，采用各种形式使漫画走近民众，推动着漫画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
南京是他们的第一站。漫画宣传队抵达后，张仃、陆志庠加入。他们在南京市区大华戏院举办了抗敌漫画展览大会，并开始筹备流动展览，漫画狂热了整个南京。随着战事的发展，1937年11月底，漫画宣传队到达汉口，后迁至武昌，随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编制，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和三厅所属的抗敌宣传文艺工作者相互配合。武汉时期，也是抗战漫画最集中的时期，在武汉不但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同时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文艺界相继南迁，漫画宣传队随三厅撤退到湖南长沙。在长沙，他们一直工作到被大火包围才不得不撤离至衡山，后乘车到广西桂林，而他们留下的壁画和标语，使随后到来的日军宣传队中的一些人恢复艺术良知而放下画笔黯然回国。漫画宣传队还携带第一次全国漫画展的作品在桂林展出，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作品全部炸毁。漫画家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悲观，又创作出一批批反映抗战生活的漫画作品，以更大的热忱投入抗日救亡的事业中。
在桂林，队长叶浅予因编印《日寇暴行实录》去了香港，漫画宣传队由张乐平负责。为了加大抗日宣传力度，漫画宣传队分成两队开展工作：一队由张乐平带队，向东南战地出发，先后在皖南、赣东工作;另一队叶浅予交由特伟带队，与黄茅、廖冰兄等成员留在桂林，与转移到桂林的木刻家合作开展工作，并先后出版了《漫画与木刻》《漫木旬刊》，1940年初又从桂林迁到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解散，随后漫画宣传队也因经费问题解散，队员们从此各自为战，有的去了其他战区，有的奔赴延安。
在延安，漫画家蔡若虹、张谔、胡考、华君武、张仃等新美术运动的骨干，组成了解放区的专业美术队伍。他们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工作或学习，组织工作队到前线，每周出版《漫木墙报》《前线画报》，组织纪念日展览，为解放区的抗战宣传、艺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1938年9月2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举办了延安最早的美术展览会“九一八纪念展览会”;1942年1月4日，边区美协举办了“反侵略画展”，展出了暴露法西斯侵略的百余幅作品，其中就有蔡若虹的《时间是我们的裁判者》等漫画。解放区的漫画普遍运用深入浅出的表现手法，很受群众的欢迎，不仅在宣传抗战上作出了贡献，而且通过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实践，为“五四运动”以来革命美术家孜孜以求的革命新美术，开辟出了一条为人民服务的民族化道路。
抗战漫画还深深扎根于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例如，在校址设在江苏省盱眙县一个村子里的淮南艺专，抗大八分校的吕蒙给师生讲漫画创作，并自编、自写、自印了一本漫画讲稿;住校教师程亚君则结合抗战需要，编写了一本宣传画人物绘画技法。大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夏收季节，学校便把同学编成美术队，到各县动员群众保护夏收，不让日寇抢走一粒粮食;寒冬时节，美术队便参加民兵训练、群众识字班等活动。每次出行，美术队总会带着作品，到一个村镇就开一次展览会。他们把作品挂在街头巷尾，一面给群众讲解，一面听取群众意见，足迹踏遍了淮南津浦路东8个县，把抗日救亡的精神带到了家家户户。
为了宣传抗战，漫画界还办了许多漫画刊物，其中有两个最为突出：一是1937年9月20日创办的漫画界救亡协会会刊《救亡漫画》，为小报型，5日刊，4开大小，先后发表了许多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如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张文元的《帝国出兵(殡)的行列》、张仃的《战争病患者的末日》、丁聪的《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等。这些作品震撼了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救亡漫画》也打破了以前一切漫画刊物的销售纪录，成为抗战初期团结全国漫画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二是漫画宣传队编辑出版的《抗战漫画》，创办于1938年1月1日，为刊物型，16开大小，共出版15期。《抗战漫画》实际上是《救亡漫画》的延续，也发表过许多重要作品，如张乐平的《日本人是这样杀害我们的》、胡考的《游击战不仅牵制敌人，而且袭击敌人》、梁白波的《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廖冰兄的《筑起我们钢铁的长城》等。
抗战漫画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满民族自信，将抗战必胜和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表现得非常充分，例如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浪》、华君武的《榜样》、廖冰兄的《失败的堆积》、高龙生的《最后的炮弹》、汪子美的《这就是大和魂》等。抗战让漫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改变，空洞的题材被抛弃，对外国技巧的模仿被改变，漫画家在战火中更加明白了漫画艺术的使命，从而成长为为民族而战的文化战士，漫画从而在抗战美术中成为当之无愧的先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