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国家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既有对唐宋国家制度的吸收借鉴，也有根据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政治需要及其统治下多民族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变通和创新。
在李继迁起兵反宋时，西夏的国家制度就已经初见端倪，而且表现出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经李德明和李元昊时期的进一步充实完备，形成了高度集权化和官僚化的国家制度，李元昊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西夏的皇帝制度虽然正式形成于李元昊建国后，但实际上李德明在世时就以帝王自居了。
李德明被辽朝封为夏国王，就在怀远镇（即后来的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宗庙、官署等，立李元昊为皇太子，立卫慕氏为皇后，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
李德明出行时乘坐辇舆，有卤簿仪卫等从行。李元昊嗣位后，自称“兀卒”，汉语为“青天子”之意，与宋朝的“黄天子”相对。以宋仁宗的明道年号触犯其父名讳为由，令以显道年号行于境内，自此以后，西夏一直使用自己的年号。
大庆三年（1038）十月，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筑坛即皇帝位，建国改元，追尊祖宗谥号、庙号、墓号，册立皇后、皇太子，为群臣封官晋爵，举行祭天仪式，几乎与中原王朝新皇帝即位大典的内容没有区别。
西夏建国后，作为皇帝制度重要内容的都城、陵寝、宫廷、后妃等制度也日益完备起来。
西夏的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是李元昊时期模仿宋朝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在朝廷，"其官分文武班，日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日文思院，日蕃学，日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这套机构具备了西夏国家行政、军事、财政、监察、选官、教育等主要职能。建国后，李元昊又仿宋朝二十四司设十六司，隶属新设的尚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李谅祚时期，又增置“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进一步完善了中央职官制度。
在地方上，西夏基本上沿袭了唐宋的行政建制，州一级设刺史、通判，县一级设县令等官，在军事要冲和边防地区升州为府、郡。出于军事需要，县以下多设城、堡、寨。
西夏主要实行部落兵制即兵民合一的制度，凡15～60岁男子必须服兵役，家有2丁取1人为正军，每4丁取2人充负赡，即随军服杂役。1名正军须配属两名负赡，组成军队中的最小单位“抄”。
作战时，除战马、兵器等主要装备外，自带粮秣。西夏的常备军有宿卫皇宫的卫戍军、在作战中执行掳掠人口任务的擒生军、冲锋陷阵的铁鹞子（骑兵）和发射炮石的泼喜（炮兵）等。
在地方上的军事指挥机构是以黄河为界的左、右厢所属的12监军司，各有固定的治所和管辖范围，分别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由党项族豪右担任。
西夏军队的兵力部署是以都城、灵州为中心，分别以宋朝、辽朝、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为主要的防御目标，"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
西夏文文献《贞观玉镜统》是李乾顺贞观年间形成的军事法典，从残存的《军政篇》、《功篇》、《罪篇》、《进胜篇》中可以了解到西夏关于军官任命和军中阶级等军政制度、军中赏功罚过的律令等有关情况。
党项族原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唐初内迁以后，经济生活中农耕经济的比重日益加大，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的经济格局，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党项族来到夏州地区后，由于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畜牧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特别在占领凉（今甘肃武威）、瓜（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沙（今甘肃敦煌县西）诸州及河套地区以后，这里得天独厚的天然草场，提供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牲畜品种主要有马、羊、骆驼、牛等。
西夏建国后，朝廷有群牧司专门管理全国的畜牧生产。各类牲畜和畜产品不仅满足了党项等各族人民的生活需求，而且成为西夏对外经济交往中最主要的商品。
西夏农业经济是在攻占兴、灵及河西走廊各州以后发展起来的。西夏建国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如在兴、灵地区修浚汉唐时的水利工程，在甘（今甘肃张掖）、凉地区则筑渠引祁连山雪水灌溉农田。
国家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特别是由国家提供武装保护，向适于农耕的北宋境内侵耕，最有名的就是侵耕屈野河以西北宋边地达数十里。
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等，农具有犁、铧、耙、镰、锹、糁等，从农耕技术的水平上看，和与之接壤的宋、金边地的农业生产没有大的差别。
西夏农业生产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公私粮食储备的增加，见诸文献记载的御仓、歇头仓、金窟埚、摊粮城等都是著名的窖藏粮食的场所。
西夏的手工业主要由官府控制，毛织、冶铁和兵器制造、制盐、制瓷、印刷业比较发达，其中毛织业是各族民户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产品有毡、毯、氆氇等，羊毛也是人们衣装的重要原料，毡、毯等毛织品十分名贵，是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西夏出产的青白盐是西夏财用的主要来源，以质优价廉受到北宋边地民户的欢迎。
西夏境内城市商业繁荣，除了都城兴庆之外，如凉州、瓜州等城市都是商贾辐揍、交易繁荣的所在，商品主要有粮食、布帛、牲畜及副产品等。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西夏不仅使用从宋、金进口的钱币，还自李元昊时起，陆续铸造了大批带有汉文和西夏文的年号钱。
西夏先后与北宋、辽、金进行朝贡贸易和榷场贸易，以夏宋贸易为例，西夏输出的商品有各种牲畜、毛织品、药材、青白盐等，北宋输出的商品有纺织品、瓷器、茶叶等日用品。双方的商人为了牟取厚利，还从事青白盐、铜铁、粮食、钱币等违禁品的贸易。
西夏还利用控制东西交通要冲河西走廊的有利条件从事转手贸易，如把得自宋朝的茶叶转卖给周边少数民族，又把从少数民族买来的羊转卖给宋朝，从中获取利益。对于途经西夏赴宋、辽进行贸易的回鹘商人抽取1/10的过境税。
河西、陇右地区是汉唐时期中原文化积淀相当丰厚的地区，虽然李元昊在嗣位后设立蕃学，强调保留党项民族习俗，却不能改变党项族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和加速汉化的趋势。
自夏州党项族势力形成之时起，汉族官吏、士人就成为他们的重要合作伙伴，特别在李继迁之后，汉族士人更以其文化上的优势得到重用，又陆续有北宋的失意官吏、士人投奔西夏，他们无疑扮演了汉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西夏皇帝李谅祚、李乾顺、李仁孝等都是汉文化的仰慕者，在吸收汉文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如李谅祚向北宋进马换取“九经”、《册府元龟》等书籍，下令改蕃礼为汉礼；李乾顺、李仁孝时期发展教育，大兴科举，尊事孔子等。
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儒家思想成为西夏统治者、官员、贵族治理国家、修养道德的指导思想，尤其在党项族的社会上层，读书明理成为时尚，对于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许多党项贵族成为满腹经纶的学者，皇帝李遵顼就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及第、唱名第一的好名次。
西夏文化中最具党项民族特色的是李元昊、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类八分”，是一种表意的方块字，在文字结构、形体、笔画、书写规则等方面都受到汉字的影响，是西夏统治时期的通用文字，与汉文、藏文并用，除了用西夏文书写官私文书、编写各类书籍外，还用来翻译儒家著作、史书、子书和汉藏佛经等。流传至今的西夏文文献提供了研究西夏历史的珍贵资料。
早期的党项族崇拜鬼神和自然物，即使在信奉佛教后，对于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仍有崇拜。在党项族迁入陕北、河西地区后，继承了这里长期流传的尊崇佛教的遗绪，在党项族社会上层的提倡和保护下，使佛教成为党项族社会各阶层崇奉的最主要宗教。
李德明时，曾经遣使赴五台山礼佛，向宋朝求赐《大藏经》，征调浩大的财力民力修建承天寺、高台寺等著名寺院。在占领瓜、沙诸州后，对莫高窟、榆林窟的部分石窟进行改建，重新绘制了部分壁画。
用西夏文完成了《大藏经》的翻译，并向民间大量散发佛经、佛像等，在保留至今的西夏文刻本和写本文献中最多的就是佛经，足以说明西夏佛教传播之盛。在西夏的国家机构中有僧家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管理佛教事务。
西夏的文学、音乐、绘画、书法艺术等在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原传统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党项族的民族风格和特点，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