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提出有异于既往视角和论断的“新论”，推动学术繁荣，值得欢迎。但新论能否立得住，需看作者用了什么材料，又是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支撑自己的论点。
一元认知的“中原中心说”早已为中国学术界放弃，多元认知的“区系类型”理论成为主流，这一学说并不否认长江流域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中原中心说”作为驳议对象，可以说是无的放矢。郭静云教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一书认为，中国学界受传世文献影响创造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今日神话”，提出江汉地区为东亚最早和唯一原生文明中心的“新论”。在这一“新论”的框架中，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明区、中原王朝发祥地成了贫瘠的“边地”。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立论基础还有讨论的必要。
郑州商城大方鼎 资料图片
“比对”出的江汉一元中心
郭教授重视考古证据，认为“唯一可资征信的，只有考古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现场所提供的非文献资料”，强调她是在“搜集所有资料”、“详细比对每一细小材料”后，才提出上述“新论”的。但这本以“夏商周”冠名的专著，100多幅图中竟找不到从二里头到西周的中原王朝都城中任何一处大型宫室建筑的平面图；而最能代表华夏文明的青铜礼乐器群也付诸阙如，只用两件器物强调殷商文化的多元性。与此相关，肇始于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复合范铸造青铜礼容器的高科技金属工艺，无任何踪迹可循。在用10余张图详细论列长江中游“古城文化”的同时，对同期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林立的城址只字不提。
与对中原地区的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其认为属一元文明中心的长江中游则浓墨重彩，材料匮乏则补之以推想。
作者说，石家河时代的“城址中已发现被磨碎的铜矿石（孔雀石）、铜渣和小型红铜和青铜用具，以及炼铜坩埚，这已无疑是青铜早期的国家文明”，“这些数据足以将石家河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而屈家岭则应视为铜石并用文化”。但查所引报告，其中均未言明这数件铜器残片属于青铜还是红铜。作为石家河文化属青铜文化之重要证据的“炼铜坩埚”，作者也没有加以注释，因而不知何据。
作者认为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其中澧阳平原有6座，但此区“连城古国中各城的等级、集权程度、祭祀中心的特色，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还难以确定”；江汉之间只发现了3座城址，只能推测此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应该也有类似的联合城邦古国”。“我们所能看到的地下资料，最多恐怕不到古城原貌的十分之一，许多遗址现况皆已模糊”。除考古工作缺乏，作者把发现的不足归因于自然原因：“因为古代洪水对澧阳、江汉平原的伤害最严重。”
众所周知，两湖地区的聚落考古研究，已居全国前列；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归因于遗存的较好保存，尤其是与历史上战乱兵燹频仍、开发过甚的中原相比。从地貌变迁角度看，长江中游地区并无大的地形地势变化，在找到围垣聚落的分布规律后，早期城址的发现，往往是地上的再发现，即它们至今仍高出地面，以土埂甚至河堤的面貌出现，有些环壕现在还是积水之地。这表明古今地表差别不大，罕见深埋于地下数米甚至十余米的中原城址的埋藏情况。现在地表高程较低的水田或水面以下，存在大量城址的可能性有多大，可想而知。
作者断言其中 “或为夏王国都城”的中心聚落石家河城，“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在对该区域其他聚落的介绍中也一直使用类似表述，以强调长江中游文化的一脉相承。但从石家河遗址群考古系列报告可知，在史前遗存和周代遗存间，都有至少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人类活动的中断。这种变化在该区域具有普遍性，却不见于郭教授笔下。
盘龙城兽面纹鼎 资料图片
“打造”出的中心大邑
湖北黄陂盘龙城，因被作者推断为江汉联合城邦国家文明的中心大邑，认为其影响远播 “北界”的二里头、二里岗，成为郭著的“重头戏”。学术界较一致的观点是盘龙城遗址上限应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而盘龙城城垣营筑及使用年代，上限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但绝无提早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可能。郭教授则断言其建城时间 “相当于二里头晚期”。考古事实是这一时段盘龙城的聚落规模极小，尚无城垣，遗物仅见有陶器、石器和个别小件铜器。那么，与国家文明中心大邑相应的遗存何在？
关于盘龙城城垣，郭教授介绍，“城内面积只达7.54公顷……后来的考查发现，这个小城只是宫城，即内城，在其相距250—500公尺之外另有外城的痕迹。外城的发掘还没有进行，但目前对外城内面积的评估，应该到达250公顷面积”。所谓“外城”，仅见于当地学者一篇论文，如其所言，未经发掘证实。负责该遗址发掘的机构，迄今未公布过关于此“外城”的任何信息。
作者又是怎么把庞大的郑州商城比成与盘龙城相仿甚至略小的 “边界之城”的呢？“郑邑城内面积到达300公顷……与盘龙城外城面积大致相同”。其书引证宏富，涉及大量最新的考古报告，但作者一定要引用1985年版一本小书中的郑州商城平面图，只因为它仅表现了300公顷 （3平方公里）的内城。而见于郭著“参考文献”的2001年版的正式报告和近年研究论著中提及的10余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外城，却只字不提。这样，至少在字面和插图上，达到了“郑邑与盘龙城外城面积大致相同”的效果。在书中的附图上，7公顷多的内城、约250公顷疑似“外城”的盘龙城，被放大到近一个整版，而偌大的郑州商城，则作为比照对象，被压缩到极小。
郭教授断言：“郑偃（即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所发现的兵器、礼器、大墓，往往不及盘龙城的规模”。对于礼制建筑与礼器这类代表文明发展程度的遗存，作者往往弃而不用。如对自己认定的中心大邑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礼器，作者只简略提及，却不肯用图，尤其是比较图。仅对比两地出土的最大青铜器的数据便可知端倪：盘龙城出土的最大铜圆鼎，通高55厘米；郑州商城出土的最大铜方鼎，通高100厘米。而在礼制上，方形器较圆形器为重，这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盘龙城中三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约公元前1400—前1300年），郭教授本应加以推介，但她却几乎不置一词。因为这不支持其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到盘龙城，东亚最先进的“先楚文化”了无中断的断言。三进院落的宫室建筑，在长江中游早期文明中毫无踪迹可循。如果说这类建筑也见于同时期的中原二里岗文化，作者会说那是南方大邑影响北方边地的结果。但我们在约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中原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中发现了这类建筑最早的形态，你可以说它们各自独立发明、毫无关联，但却不能说是孙辈影响了祖辈吧？
类似问题，在郭著中所在多有。诚如郭教授所言，“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我们十分同意这一观点，愿以此自警、自惕，并与学界同道共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