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史籍记载，周文王的祖父古公 父自豳迁岐，营周邑。后来文王、武王迁都沣镐，但周原仍是周人重要的政治中心。作为王都，周原遗址存有大量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宫殿（朝寝宗庙等）建筑基址，应在意料之中。
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在周原遗址发现若干与宫殿建筑有关的夯土建筑基址，主要包括岐山凤雏[1]、扶风召陈[2]、云塘、齐镇[3]四处建筑基址。（图1：周原宫殿建筑基址位置图）。 
二
就建筑组合（建筑布局）特征而言，周原现已发现的四处建筑基址可分为两类，甲类为“密联式”组合，乙类为“散点式”组合。
凤雏基址属于甲类建筑，为前后两进的四合院，主体殿堂居中，前有门塾，后有寝室，左右连以廊庑。这种“密联式”组合的最大特点是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紧密联结为一体，构成一个封闭的建筑组群，外围不需要另设专门围墙。（图2：凤雏建筑基址平面图）
乙类建筑以云塘建筑群为典型代表。云塘建筑是一个完整的建筑院落，主殿居中，东西配殿居左右前方，门庑在正前方。（图3：云塘建筑基址平面图）齐镇建筑虽已不完整，但若说其建筑组合形式与云塘建筑基本相同，当无大错。这种“散点式”组合的最大特点是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呈品字型布列，且各自独立、互不联属，用专设围墙构筑建筑组群的外围轮廓。
召陈遗址众建筑基址之间的组合关系有些复杂，它们显然属于同一个建筑群，其中F8、F11、F15基本是品字型布列方式，它们与F10、F13、F6、F12应是同一个建筑单元，只是缺少门塾，也许整个建筑群共用一个门塾，应在更南面的地方。F5体量大于F8且与F8不在同一条纵轴上，应属另外一个建筑单元。F3、F2也应各属不同建筑单元。F2、F3、F5显然是主体建筑，但因附近遗址破坏严重，有无附属建筑不得而知，故其建筑布列形式尚不清楚。（图4：召陈建筑基址平面图）
此外，两类建筑还有其他的差别。
第一是建筑朝向。甲类建筑为南偏东，而乙类建筑为南偏西[4]。《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从中透露出周人宫室朝向西南，此与周原绝大多数宫殿建筑朝向为南偏西正相符合[5]。
第二是屋顶用瓦量。甲类建筑用瓦很少，学者认为可能只是在脊、檐口和天沟附近使用瓦。而乙类建筑遗址出土大量瓦，学者推测这些建筑的屋顶普遍使用瓦 [6]。
第三是散水与路面处理。乙类建筑常见用鹅卵石铺设的散水和庭院中路径现象，而甲类建筑不见此现象。
上述种种差别，是年代原因，还是文化原因，或其他什么原因？很值得注意。
就建筑形式和结构而言，周原现已发现的主要宫殿建筑（这里只讨论主体建筑），可以分为3型。
A型，凤雏主体建筑。建筑台基为长方形，长宽（台基长度按山墙外加北廊宽度1.2米计）比约为1:2.3，柱网结构为等距均匀布列、纵横对称式。室内空间（以柱或墙为界限）为横向、等量、平行分割，几乎没有堂、室之分别。
B型，以召陈F3、F5、F8为代表。建筑台基为长方形，长宽比约为1:1.6～1:2.2，柱网结构为非等距布列、纵横对称式。室内空间横向分割为三个区间，中间为堂，宽大敞亮，平面呈长方形或近于方形；两侧为箱、夹，狭长。当然，上述三建筑之间还有一些差别，如F3、F8有隔墙（序）遗迹，F5则没有隔墙遗迹；另外，三者的台基长宽比、柱网结构也各有差异。
C型，以云塘F1、齐镇F4为代表。建筑台基为凹字形，长宽比约为1:1.3，柱网结构为非等距、纵轴对称而横轴非对称布列。室内空间分割为中、左、右、后四个区间，堂居中偏前，宽大敞亮，左、右为箱夹，后为室，皆相对狭窄。
综上可见，在现已发现的周原宫殿建筑中，甲类建筑属于孤例，而乙类建筑则是常例。
三
笔者倾向于认为，周原甲类宫殿建筑主要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宫殿建筑特色，乙类宫殿建筑则主要体现了西土文化的宫殿建筑特色。
徐锡台先生认为：文王受封周方伯，在政治上臣属于商，其文化也必然受商文化影响，因此推测说“岐山凤雏村建筑基址的建筑技术，很可能受殷商宫殿建筑技术影响而建成的。”[7]他的这一推定，可以得到考古实际的支持。
先看建筑布局即建筑组合型式。
商代宫殿建筑基址目前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遗址均有发现，其中以在偃师商城所发现的最为完整，其次是洹北商城和殷墟的，而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与垣曲商城等，因种种条件所限，揭露出的商代宫殿建筑基址，都还难以看出或至少不能确定其建筑组合关系。
已知商代宫殿基本上可以分为独立四合院、多进四合院两种。这在偃师商城最为清楚，其宫城东区的四号、五号宫殿均是独立的四合院，由一座主殿和三面廊庑、门塾组成；而宫城西区的三号、二号、八号宫殿从南往北构成三进院落，其中除了三号宫殿可以独立为完整四合院之外，其余两个院落都不是完整的四合院。七号、九号、十号宫殿与之相同。
盘龙城的宫殿建筑基本上相当于偃师商城宫城西区的建筑群，属多进院落建筑组群。[8]
洹北商城现已发掘的一号宫殿是独立的四合院[9]，现已探明的二号宫殿也是一个独立四合院[10]。
殷墟的宫殿建筑中，建国后发掘的一组宫殿建筑基址（俗称“凹字形建筑基址”，其东厢建筑基址遭洹河冲毁），显然是独立四合院[11]，而其乙组基址则应是多进四合院，加上甲组基址后，就与偃师商城宫城西区宫殿格局基本相同了[12]。
郑州商城尚未完整揭露任何一组宫殿建筑基址，垣曲商城的宫殿也未全部发掘，但就已有资料来看，二者与偃师商城、盘龙城的商代宫殿建筑没有明显差别。
偃师商城等的上述两种宫殿型式，早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就形成了。如其一号、二号宫殿均属独立四合院[13]，而三号宫殿则至少有前后两进院落[14]。因此说，这是中原地区夏商宫殿的基本型式。
在中原地区商代宫殿中，无论是独立四合院还是多进四合院，其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的组合，均是互相联属，四围闭合，即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之间联成一体，不相分隔。建筑本身就形成了四合院，不用另外圈加围墙。
我们将凤雏宫殿与中原商代宫殿（可以完整发掘的偃师商城宫殿、发掘比较完整的洹北商城宫殿为代表）相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共性：就一个四合院而言，主体建筑坐北朝南，门塾与主体建筑南北对应，东西两厢的廊庑建筑与主殿联成一体，主殿、门塾、廊庑自行构成完整四合院；就“前朝后寝”（或曰“前堂后室”）的复合四合院而言，前朝体量宏大，后寝体量狭小。
再看建筑结构。
凤雏建筑在建筑结构上与中原商代宫殿建筑多有共性。
其一，建筑台基形制。
中原商代宫殿建筑主体殿堂（我们选取偃师商城二号、三号[15]、四号[16]、五号宫殿[17]；黄陂盘龙城一号、二号宫殿[18]；郑州商城C8F1、C8F15、C8F101[19]；洹北商城一号宫殿[20]；殷墟甲四、甲一一、甲一二、甲一三、乙八、乙二十号基址[21]、凹字形建筑（笔者将其称为丁组基址）北殿F1[22]等）的夯土台基一律作狭长的长方形，其长、宽之比，台基完整者一般为1:2.4～1:4.4，台基不完整者（宽度明确长度不明确）在1:2.1～1:5.9之间。周原凤雏主殿台基长宽比为1:2.3，而云塘F1、齐镇F4夯土台基长宽比约为1:1.3，召陈F3 、F8分别为1:1.6、1:1.9，召陈F5为1:2.2。可见，就夯土台基形制而言，周原凤雏建筑近于商文化建筑，而召陈、云塘、齐镇建筑则与商文化建筑差异明显（唯有召陈F5的比数接近商文化宫殿建筑。该建筑的台基形制和柱网结构在现已发掘的周原西周诸乙类宫殿基址中，是个特例，与凤雏主体建筑具有某些共性）。
其二，有无回廊。
在河南、湖北等地发现的商代宫殿主体建筑基址上，其最主要的柱网分布形式是沿夯土台基周边各有纵横两排立柱，有的建筑在上述立柱框架之内侧，又有用木骨墙围圈而成的山墙和檐墙（如盘龙城一号宫殿、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等），有的没发现墙迹，可能是破坏严重已经丧失（如偃师商城四号宫殿、五号宫殿等，台基毁坏严重，柱础石已经暴露在台基表面），或者是本无密闭墙壁的敞厅建筑（如盘龙城二号宫殿等）。总之，具有四面回廊是商代宫殿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个特性可上溯至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建筑。
周原凤雏主体建筑，具有四面回廊，甚至连东西两厢和后寝建筑，也都有前廊。而召陈F5、F3虽然有“擎檐柱”遗迹，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有四面联通的回廊（F5可能有廊，该建筑是周原乙类宫殿中的特例，具有甲类宫殿建筑的某些特点，如台基狭长等）。召陈F8更无具备廊柱的迹象。齐镇F4擎檐柱仅见于台阶两侧和檐角处，说明它是没有回廊的；云塘F1的擎檐柱也仅见于台阶旁侧，同样说明该殿没有回廊。
可见，具有回廊是凤雏建筑与商文化宫殿建筑的共性，并以之有别于周原其他宫殿建筑。
其三，是否使用木骨墙。
在河南、湖北等地发现的商代宫殿建筑，经常可见使用木骨墙，如盘龙城一号宫殿、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等，山墙和檐墙都是木骨墙，木骨墙的应用在偃师商城更十分普遍，在安阳殷墟也屡见不鲜。即便没有发现木骨墙的建筑，也有证据表明其墙壁必与檐柱相对应，如偃师商城三号宫殿、盘龙城二号宫殿等。前种情况，可上溯于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后种情况，可上溯于二里头四号宫殿[23]。再向前追溯，在大型建筑夯土台基上使用木骨墙已见于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24]。可见，普遍使用木骨墙是夏商宫殿的重要特质之一。
在召陈建筑群附属建筑上见有木骨墙，如其F6、F10、F12、F13、F15等，而其主要殿堂则一律不使用木骨墙。其F3、F8的夯土隔墙中各有一根木柱，只是支撑脊檩的“附加柱”，不是木骨。在云塘、齐镇的建筑上，也未发现任何木骨墙的踪迹。
周原凤雏建筑，无论主殿、后寝、厢房、门塾，均使用木骨墙。墙中木骨同时也是屋顶支柱组成部分。勿庸置疑，凤雏建筑使用木骨墙的做法，与夏商宫殿建筑相一致而与周原其他西周宫殿建筑相区别。
其四，室内空间分割形式。
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盘龙城、洹北商城、殷墟等商代都城遗址，主体殿堂的空间分割，一律是横向分割，各室（用墙壁隔离的空间）平行布列，而绝无纵向分割的例子。室的面积纵有差异，但柱网的分布基本是等距的。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是这样。更早时候的郑州大河村[25]、淮阳平粮台 [26]、郾城郝家台[27]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高等级房子均是排房式建筑，就连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建筑，也是排房式建筑[28]。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建筑空间分割为横向平列式。
周原召陈F3、F5、F8等，虽然建筑空间是横向分割为左中右三部分，没有纵向分割的确证，但是其柱距大小差异显著。云塘F1、齐镇F4等建筑的空间分割，明显是以以“大室”为中心，左右各有侧室，后面可能还有后室，出现了纵向分割的状况。前人根据文献复原的周代《宗庙制度图》[29]，其主殿台基形制、台阶位置和数量、室内空间分割等，均与周原乙类建筑十分相像。南宋画家马和之《清庙之什图》、《鹿鸣之什图》[30]，分别取意《诗经・周颂・清庙之什》周公祭祀周王文、《诗经・周颂・鹿鸣之什》周王宴享群臣嘉宾，所绘西周宫殿宗庙之建筑形制和结构，竟与周原乙类建筑非常吻合，想必作者也曾认真研究了西周宫殿制度。
在周原凤雏主体建筑台基上，虽然并未发现隔墙遗迹，但从堂前具有三个台阶分析，其室内空间应是平行分割为三部分。其横四排、纵七列立柱，大体等距布列。无疑，凤雏建筑的空间分割制度秉承了商代宫殿建筑特性，而与周原其他宫殿建筑泾渭分明。
总之，凤雏建筑制度多承袭了河南、湖北等地商代宫殿建筑特质，而与周原云塘、齐镇、召陈等西周建筑不相一致，从而显现出凤雏建筑在周原众建筑中间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周原甲类宫殿建筑与河南等地商代宫殿建筑在建筑布局和建筑结构诸方面颇多共性，其间存有源流关系殆无疑问，即周原甲类宫殿建筑应是秉承了商代宫殿建筑的主要制度与要素。
周原乙类宫殿建筑的直接前身，显然不是商代宫殿建筑。追寻起来，其远祖或可上溯至西安半坡遗址大房子F1[31]、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大房子F901[32]。半坡F1平面略呈方形，学者复原为前有大堂、后有三室格局，以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个‘前堂后室’的实例”[33]。大地湾F901主体建筑，用木骨泥墙将室内空间分隔为8个单元，其中有火塘的大房间居中，在其左右各有一个侧室，其背后有一排计5个大小不等的房间。在主体建筑前面，发现东西3排、南北6行柱子遗迹，未见墙迹，为一“敞棚”建筑，学者认为此即所谓“轩”，并指出：“F901的空间基本构成，从形式上讲是‘前堂后室’；从功能上讲，是‘前朝后寝’。”[34]它们共同的突出特征是在同一个屋顶下安排“前堂”、“后室”两种使用空间，主次分明且体量悬殊。
值得注意的是，兴起于西土的秦人，沿袭了周人的宫殿建筑特点。
在秦都雍城有三大宫殿区，“姚家岗一带的春秋秦宫殿遗址，可能就是《史记・秦本纪》中所说的‘雍太寝’；马家庄一带的春秋中晚期建筑可能就是‘雍高寝’；而铁沟、高王寺一带众多的建筑遗址则应是战国时期的‘雍受寝’。”[35]其中马家庄一号建筑、三号建筑基址发表有考古资料。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由主殿、东殿、西殿、门塾、亭台和围墙构成，平面约呈方形。在中庭分布有180多个祭祀坑。东殿和西殿的结构与北殿完全相同，各部分尺寸亦大体相近。因此，三殿之间的主次尊卑关系，主要体现于方位、朝向。发掘简报曰：“马家庄一号建筑群的总体布署，与史籍所载的诸侯宗庙布局大体相同，每个单体建筑所分隔的区间，分别具有宗庙中的祭祀、燕射、接神、藏祧的功能。而且与商人宗庙一样，一号建筑群内有大量的祭祀坑。因此，马家庄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36]
马家庄三号建筑基址，由南北五个院落组成，每个院落均由夯土围墙圈成长方形或近于方形。勘探者分析认为：该建筑沿用的时间大致为春秋末到战国时期，“这一遗址可能是寝宫所在。”[37]韩伟先生指出，马家庄三号建筑是秦公朝寝建筑群，五个院落分属五个“曲城”，南起第三院落是外朝，第四院落是治朝，第五院落是燕朝。第五院落中三座主体建筑分别是一座高寝和两座路寝[38]。
雍城秦宫殿建筑无论是独院还是多进院落，其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之间均不直接联属，建筑群外围有专门围墙，大殿的夯土台基长度与宽度相差不多，殿上用墙圈围的封闭空间外形呈凹字形，不使用木骨墙，主殿与左右配殿呈品字型布列，室内空间分割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凡此均与周原乙类建筑相同。可以认为，秦都雍城的马家庄宫殿建筑，主要秉承了周原乙类建筑的特点与制度。就现有资料而言，周原乙类宫殿建筑应是“西土”文化的代表。
四
为什么在周原会有两种不同的宫殿建筑？是建筑年代差异？是建筑性质差异？还是族属不同？我们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原因了。
从夏商宫殿建筑已有考古发现获知，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宫殿建筑，一般不会因早晚关系而有建筑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即便是被学者分别推定为朝、庙的宫室建筑，其基本建筑格局也是相同的。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周原并存两种宫室建筑的原因，主要是族属（指所属族群文化）不同。
在周原发现的西周宫殿建筑，与周人有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但是若说其中有的与商人密不可分，恐非大家都能认可的。实际上，凤雏宫殿建筑无论在建筑布局，还是建筑结构等方面，都与商人宫殿建筑特点相同，关于这一点，通过前面的分析已可证明。
注释：
[1]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0期。
[2]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3期
[3]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9期
[4] 据发掘报告，凤雏基址的方向为磁北170º，云塘基址为8º。据发掘简报文字介绍，齐镇基址为179º，然由发掘简报图八显示，齐镇基址也是南偏西。召陈基址的方向，简报未有文字说明，从其图四可知应为南偏西
[5] 按在中原发现的夏代宫殿朝向是南偏东（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和宫殿建筑朝向为南偏东），而商代宫殿建筑基址则为南偏西方向（偃师商城、黄陂盘龙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均为南偏西）。
[6] a.傅熹年：《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文物》1981年1期；
b.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年3期
[7] 徐锡台：《周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图二三，文物出版社，2001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5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图八，《考古》2003年5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5期
[12] 抗战前殷墟宫殿建筑发掘材料见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笔者认为殷墟甲组建筑为“寝”，乙组建筑为“朝”，丙组建筑为“社”，丁组建筑为“庙”，详拙著《殷墟宫殿区建筑布局和性质简论》，《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4日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7期
[15] 这两座宫殿基址的考古资料尚未发表，其平面图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第八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6期，页4，图一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2期
[18] 同[8]，图二四、二五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图一九六、图一五二、图一七一，文物出版社，2001年
[20] 同[9]
[21] 同[12]，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
[22] 同[11]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11期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2期
[25]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3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2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2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等：《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10期
[29] 江永《乡党图考》卷一
[30]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4・两宋绘画（下）》图版二八《鹿鸣之什图》、图版三一《清庙之什图》，文物出版社，1988年
[31]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32] 甘肃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基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
[33]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页5，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34] 同[33]，页22
[35]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
[36]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
[37]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
[38] 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
本文刊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