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民族牺牲 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刘庭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独立抗击日本侵略开始发展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融为一体，联合同盟国继续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把日本陆军主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并予日军沉重打击。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侵略、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尤其表现为一系列弱小国家反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接连不断的局部战争，逐渐演变成全面战争，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时，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它的基本国策。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我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1927年7月，日本内阁政府提出所谓解决“满蒙政策”的“田中奏折”，宣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打响了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从而在远东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它比欧洲战争策源地早两年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局部战争不断扩大，从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按照“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计划实施，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构成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不能把九一八事变看作中日两国局部性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应把它看作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实现其独占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激于民族义愤，冲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的70多个县，到1933年抗日武装发展到30多万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至全国抗战爆发前发展到11个联军共4.5万余人，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骨干力量。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共歼灭日军25万余人。毫无疑问，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东北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1948年在远东军事法庭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是以东北作为其侵略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它作为基地和跳板，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再扩大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为了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并出自全球战略的需要，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柏林-罗马-东京”，一个世界范围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盟正式组成。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从逐渐接近到互相支持、合作，终于在重新瓜分世界、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下紧密勾结在一起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由局部侵华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它表明日本法西斯首先将局部战争推向世界性规模，因为征服中国是日本实行“北进”或“南进”，称霸亚太地区的世界战略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德日意结成法西斯侵略同盟之后，日本以七七事变为契机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既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无疑是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全球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所以，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以七七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中国开始全国性抗战，首先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举国一致，奋起抗击，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先后进行了淞沪、平型关、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歼灭日军44万余人，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克强的有效作战方式，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到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日本侵华兵力已达32个师、海军2个舰队和28个航空中队，分别占其陆军总数的94%、海军的2/3和航空兵力量的60%。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日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余万平方公里。首先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侵华行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苏联等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政策;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随后苏又向中国政府提供4笔贷款，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对日作战;朝鲜、苏联、印度、加拿大、美国等10余国志愿援华友人陆续来到中国战场，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美、英、法在1938年后为防日本“南进”，逐渐改变中日战争之初的两面政策，也以贷款形式给予中国抗战一定的援助。总之，随着七七事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世界政治的焦点随之由欧洲转向亚洲、远东。中国抗战的胜败，直接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侵略图谋
德日意三个轴心国为实现瓜分世界的图谋，从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起，就一心追求在政治、军事和技术情报方面进行“广泛的紧密合作”。日本全面侵华后，它们进一步勾结，急切谋求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加紧筹建军事同盟。德日意先后于1940年9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联合作战协定”与在全球划分作战范围和任务的“军事协定”。然而，整个二战历史表明，轴心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德日两国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战略协同计划。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各怀鬼胎，互蓄异志。签订条约和协定，只是要求对方支援，却不肯为对方着想，有时则是只顾己方的需要，不承担履约的责任。二是中国战场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从而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南进”的侵略步伐，使日本不能在德军需要战略配合之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从而使德国企图勾结日本东西夹击苏联和德日两军会师中东的计划无法达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狂妄企图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还要以整个中国大陆为后方基地，北攻苏联远东地区，南攻南洋群岛，同美、英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进而与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这表明不管日本法西斯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侵占中国为前提。因此，中国抗日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点，中国抗战的发展如何，对于苏联对德作战，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保障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使德国勾结日本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关东军先后在中国境内挑起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与苏军发生武装冲突，企图以此推动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并以武力试探苏联的虚实，却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日本为什么甘心吃哑巴亏而不扩大武装冲突，最后采取外交谈判加以解决?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了实话：“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之所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可见，使当时深感东西两线现实威胁的苏联，能够摆脱东线威胁的重要因素，便是中国抗战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打击和牵制。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日本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与德国法西斯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从中国关内抽调5个师加强关东军的计划却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日本现在对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因此，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决定：“只有等待斯大林垮台，或远东苏俄地区混乱，有利于日本进展的时候，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中国抗战又一次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当时列宁格勒被围，莫斯科危在旦夕，苏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倘若日本答应德国的要求，从远东地区进攻苏联，使苏联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此时日本正集中兵力强化侵华战争，企图巩固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共51个师，其中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69%。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其无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正因为如此，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才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西调了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还从太平洋舰队调走12个海军陆战旅，计14万人，总共从东部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多辆坦克。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苏联西线对德作战的实力。由上可见，苏联之所以能够把这样多的兵力从东部西调，日本之所以在1941年下半年苏联对德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未能配合德军在远东地区进攻苏联，皆因为中国抗战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德国企图勾结日本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持久抗战迟滞了日本“南进”的侵略步伐，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迅速转入反攻赢得了时间。
1940年春夏，德国进攻西欧，法国败降，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日本本来可以在英法遭受德国袭击、无暇东顾，美国又尚未直接卷入战争的情况下，趁机南下，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以攫取英法荷葡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在对日进行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因而日本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上将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1940年，日本陆军共49个师，其中38个师陷于侵华战争中，占陆军总兵力的78%。
日本海军在偷袭珍珠港得手，攻击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及“反击”号两艘巨舰成功，暂时取得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优势后，利令智昏地制订了一个用五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狂妄计划。德国也力促日本进军印度洋。当时丘吉尔清楚地预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局势的严重危险，他认为：“日本在今年只有占领中国，才会取得重大结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
但是，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愈强，致使日本陆军根本腾不出手来。由于其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力不从心，终于不得不否决其海军头目的建议，使日德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为泡影。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日本还有64%的陆军计43个师另24个独立混成旅，和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日军大本营统帅部虽然深感以此微弱的兵力实难同美英军相对抗，但又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予以增援，直至1944年，日本参谋本部才勉强以新建部队替换关东军较老的6个师增援太平洋战场，但由于数量太少，对扭转整个战局根本无济于事。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始终为中国战场所制约。战后日本的战史著作认为，“当太平洋上的战火已经燃烧到这般程度的时候，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得到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富勒在他写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如果日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变。因此，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予重大影响的结果吗?假如没有中国的持久抗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了。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点和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而且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由于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据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盟军急切请求中国派兵支援。中国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需要，在国内抗战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以第5、第6、第66军等部共约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支援英军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而英军担负的缅甸西部防御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紧急求救，经中国远征军驰援解围，才使其7000余官兵得以安全撤退。中国远征军的苦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作战颓势，但重创了日军，使其有限的进攻力量受到极大阻滞，被迫在沿亲敦江东岸和怒江西岸与盟军对峙，同时也使英军得以安全撤往印度，构筑新的防线，保卫了印度的安全。此后，在反攻缅甸作战中，由于英国一直持消极态度，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既是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又是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内的中国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朝野震惊。7月4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奉命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利用中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为美国提供的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主要有重庆、成都、昆明、柳州、桂林、衡阳、宝庆(邵阳)、芷江、老河口等。中国军民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至1945年春，先后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中国还允许美军在八路军之晋绥、太行等地和在华中新四军第5师区域内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联系。
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共向苏联提供钨砂31177吨、锑10892吨、锡13162吨、汞560吨、锌600吨、铋18吨;桐油8868吨、羊毛14300吨、生丝309吨、猪鬃885吨、生皮革223.3万张、茶叶30293吨。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中国向盟国提供巨额数量的矿产品和畜牧农产品，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为了打破德日意法西斯瓜分世界的图谋，迫切要求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奋起合作，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之一，也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贯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早在局部抗战阶段，在东北即形成了中朝联合对日统一战线。1936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主张中、美、英、苏、法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即公开呼吁：“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问题上与包括英美法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为动员一切力量抗战，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提出了“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的抗日外交政策，主张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联合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等外交政策。这表明当时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
从苏德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指示，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延安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直接推动了东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12月9日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时，中国政府决定立即对日宣战，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并声明“中国现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在中国政府的提议下，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召开东亚军事联合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行动初步计划》，中英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会议还决定中美英三国在重庆正式成立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调。中国对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东方对日战线起了积极主动的直接推动作用。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赢得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绝非他人所赐。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决定它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和发言权。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外长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邀请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四国宣言不仅向全世界首次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而且四国还对要在“尽速可行”的时间内建立这一新国际组织正式承担义务，从而也表明四国将要在其中处于的特殊地位。11月，中美英开罗会议以及签署的《开罗宣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后，中国作为建立国际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与美苏英三国共同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并通过联合国宪章得到国际法的正式确认。中国为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获得大国地位当之无愧、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