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文献中，明确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大概是中共二大宣言提出的奋斗目标：“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把“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并提出建立“中华联邦”之国，似是视之为中国各民族的整体称谓，至少是在推动“国内”的民族整合和一体化目标。然而，《宣言》又将中国分为“本部”和“疆部”两部分，“中国本部”一般是指汉族集中生活的内地，而“疆部”则是指蒙古、藏、回等“异种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这充分表现了那个时候“中华民族”使用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当然也可以说是开放性。在此前后，中共的文献及个人论述谈及民族问题时，主要依据是列宁的民族革命理论，其中，常用的是远东民族、东方民族、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等概念，“中华民族”一词用得不多，只是在针对“国际帝国主义”时才偶尔用到。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同年10月，蔡和森在谴责陈炯明事变的文章中说：“国际帝国主义何等妒忌中华民族独立的外交运动”，“人人知道中山先生所持的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做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中国民族是否永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奴隶，或摆脱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全要看这种政策的成功与失败。”这两处把“中华民族”与“中国”“中国民族”几乎是作为同一所指来使用的，并且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显然不再仅仅是汉族的别名了。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5月，已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在北大演讲时，在新的语境下又对他原来的民族观念做了进一步发挥：“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却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这大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的专门阐述。从中不难体察，“中华民族”超越了政治、法律和地域，成为一个凝聚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上位概念”，至此，其代指中华各族已经呼之欲出了。台湾被日本占据及中国的不完整，恰恰激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知，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华民族未来整体性发展的愿望，“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显然，此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被视为中华民族“重振复兴”的一大动力，中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许正是由此演化而来。稍后，比较特别的是，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或许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另一种反映。不过，在国民革命和后来土地革命的语境中，国民、工农、民众、群众等是中共的常用词，“民族”一类的词语，相对用得还是较少。
中共开始较为频繁地使用民族或中华民族等词是在有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系列声明和决议之中。1934年4月，中共发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里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列使用，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对，似乎指的不仅仅是汉族。然而该纲领又表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一方面中共为了抵抗日本试图整合中国境内的“大家”，另一方面又很难一下子摆脱“民族自决”的理论限制。
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再次呼吁：“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从“抗日救国”出发，《宣言》把“国家”和“民族”并列，同时还使用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一切中国人”“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和“大中华民族”等词。《宣言》是面向全国而发的，用词的丰富性充分体现了中共对国家一体性的追求。稍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只有“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共同的敌人日益催生中共对整个中国的共同性认知。
在稍后中共一系列的为号召蒙古、回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通电和决议之中，仍然把中华民族与“其他弱小民族”“内蒙民族”“西北回人”等并列使用。《瓦窑堡会议决议》进而赋予党一种新的定位：“全民族的先锋队。”综观中共上述言论的语境，“全民族”实际上指的仍是作为汉族代称的中华民族。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是建立“民族”国家。对于中共来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早已很清楚，至于如何与“民族”结合起来，在相当时期内，因致力阶级革命，加之“民族自决”理论的限制，并不是很明确，或者说存在着模糊性。然而，1935年以后，随着中共对民族矛盾认识的加深，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共观察国际国内问题逐渐由“阶级”的视角转向“民族”的视角。正因为刚刚发生这种转变，是时中共所言的中华民族主要是与“各阶级”相对的概念，正如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的一个报告指出的：“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由此可见，最初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针对“中华民族”内各阶级的。随着日本灭亡中国的危机的严重，随着中共进入全国性的舆论环境并展开对话，随着中共在陕北的治理中切实直观地感受了非汉族的存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中共的视野和言说中悄悄地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调整
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的一个宣传提纲表示，中国共产党坚信“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负责宣传工作的凯丰进而撰文指出，“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只有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一年以后，《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的纪念文章说：“伟大的全国民族抗战已经一年了。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是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从血战中争取自己独立解放的最光荣的一年。”这些文字虽没有说明“中华民族”的具体内涵，但把它看作“四亿五千万同胞”或者面向日本侵略的“全民族”，似乎不再仅仅指称汉族。
从1938年7月开始，中宣部秘书长杨松连续撰文论述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的提法是中华民族对外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同时又重申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但是，他又说：“日寇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国。日寇正在实行挑拨离间、‘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只有中国境内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才能达到各民族之解放，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既然“各民族共同的祖国”是中华民国，杨松所言的“民族自决”显然不再是各民族独立建国的意思，而是接近于此间已开始出现的“民族自治”的意思，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已进行了结合但还不够深入的情况。不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表述和用语正是沿着此种理路形成的，正如杨松提出的：“把我国境内各民族团结为一个近代真正独立民主的国家，成为万分迫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