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和用法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民族自决”理论自然得到了一种照应国情的修正。毛泽东说，在统一的国家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实际上就是此后越来越强化的“民族自治”。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规定：“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在此基本原则之下，“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全会和决议使用的“中华民族”明显地是“中华各民族”的一个简称，或“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过后，中共著名的文化工作者章汉夫面向国统区的撰述，似乎是代表中共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平时说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心，它团结国内各民族而成为一近代国家”。1943年，陈伯达也明确地说明，“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从“中华各民族”的意义上解释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可以说这是中共的一个独特的理解和创造。无论如何，至此，中共所言的中华民族已明确地指称国内各民族了，或者可以说，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的中华民族观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有专门一节论述“中华民族”，再一次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不难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华民族”不再是“代表”而是“包括”各族人民。八路军政治部据此编订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则更明确地用了“包括”一词：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几十个民族。既然进入了“课本”，表明它已成为无疑义的一般性的共识。从此，中共开始以中华民族的眼光来看其他民族。贾拓夫在《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一文中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构成部分之一”;李维汉论述“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时，提到“全中华民族”，紧接着注明“连回族在内”。至此不难体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经历了这样一种路径：先是由“中华各民族”自下而上提升概括出“中华民族”，进而由“中华民族”自上而下涵盖或包括“中华各民族”，从而有机地弥合了中华民族与全国各民族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毋庸置疑，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还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这是相对于众多的类似概念或称谓诸如“中国民族”“中华各族”“中华国族”“全民族”“全中华民族”和“大中华民族”等词来说的。它成为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报刊文章、政策规章和各种文件中的一个常用语，并且逐渐与“中国人民”并列使用。1942年2月，《解放》一百期时的纪念社论说：“在这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中，《解放》报和伟大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血肉相连地走了不少的可纪念可感奋的路程，起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一个有力喉舌的作用。”《解放》报之所以能成为“国内的一个最有权威的刊物”，就在于它“能够及时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与方法”。后来有人还解释，“毛主席规定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分汉人、蒙人或回人的”。可以说，这正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定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历史缘由。
第二，“中华民族”的含义趋于明确和丰富，从而使中共视野中的“民族”与“国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与当时国内几种流行的中华民族观不同，中共所理解和使用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简称、代称、总称或统称。由此出发，“团结国内各民族为一体，共同抗日图存，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则有多个，并且是平等的;中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样一种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甚至可能影响了一些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1942年，吴文藻撰文指出，“中国这次抗战，显然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全民族求得解放，达到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就须趁早实行准许国内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诺言，而共同组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似乎既是对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呼应，又是对中共民族政策实行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相伴随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共对“中华各民族”中的非汉族，由原来常用的“异种民族”“被压迫民族”“小民族”“弱小民族”“落后民族”等变为更加中性的“少数民族”一词。如此一来，中华民族内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用法。
第三，中华民族的整体自决代替了少数民族的单个“自决”。自中共成立以后，为动员少数民族参加革命，一直以各民族“自决”相号召。但是，日本欲灭亡中国的危机逐渐使这一口号失去了意义，“日本强盗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华民族，也就是要灭亡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这样，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各个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只有联合一致，坚持抗战”。中华“各个民族”联合起来，很自然地成就了“中华民族”。杨松说：“加强我国同胞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坚决信心，鼓励我国前方将士及后方各界同胞，坚持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章汉夫也指出，“我国抗战的目的，正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民族国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我国的抗战，正是中华民族以血和肉来争取民族自决。”如此一来，各民族的“自决”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自决”。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单个民族不可能再脱离“中华”而存在，贾拓夫谈到内蒙民族时明确表示，“内蒙民族的解放，是不能从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分离的”。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抗击日本的整体力量用语逐渐成为中共社会动员的最强音。
第四，各种言说开始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和立场上来定位中共的存在。张闻天在纪念中共成立18周年时说：“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认识：中共所主张与拥护的这一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所必须采取的路线，也是完全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路线。”其中一个明显的意思是：中共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1943年7月，《解放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来看中共的产生和发展，这似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更能表现这一点的是，王稼祥还从“中华民族的解放过程”观照中国共产党，并阐释“毛泽东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不断地宣称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等。这使中共获得了无比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正努力争取的全国性执政准备了条件。
如上一些调整和变化，既与全国流行的中华民族观念达成了一致，又保持了中共此前所宣扬的民族问题主张。当时，全国有关中华民族整体的看法大体有两种：一是学术界从血缘、地域、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认为，中华民族由各族融合而成，因而是整个的;二是国民党从宗族的观念出发认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在此之下有若干宗族分支，不承认国内还有其他民族;而中共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华各民族的简称或总称，在此之下各民族的存在是一种事实。这样，不但成功地与全国流行的中华民族观进行了对接，而且维护了“多民族”并存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一贯主张，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也不是“整个”，而是同在一国的“各个”，从而为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一体多样的历史和现实图景。
四、中共的中华民族观调整的原因及意义
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在抗战时期的重大调整，可以说主要是不断加剧的日本侵华激荡的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术界和全社会，包括少数民族在内，逐渐形成了一种认同中华民族的思想潮流。有识之士一直努力“树立国内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与国家观念”。1937年1月，顾颉刚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宣称：“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同一年，另一学者孙翰文谈到西北问题时指出，“无论汉，满，蒙，回，藏，苗，均为中华民族中之一分子”。民族学家江应樑认为：“今日之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一般所谓之汉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分歧的。”从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观演进的整个历程来看，一直存在着学界与政界的互动，正是彼此的相互照应、批评和修正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的日益成熟和完善。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全国各族人民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迅速被强化了，非汉族同胞也纷纷宣称并认同是中华民族一员。《回教大众》的一篇文章声明：“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要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因为本身和中华民族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灭亡，就是本身的灭亡。所以要团结精诚，坚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务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地在世界上繁荣滋长。”《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中说：“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中国西安回民团体在声讨日本的暴行时说：“它所高唱的扶植回教等伪政策，只是用以掩蔽其屠杀中华民族组成的一分子伊斯兰兄弟”，“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世界上优秀民族之一。”《回教论坛》刊文更明确地指出，“回胞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坚强的细胞。现在整个的民族在争取自由解放，回胞要毅然担负一部分艰巨的工作”。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内涵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和各民族的共识。在这样的言说环境里，中共如果不顺应这一潮流，显然为全国人民所难以接受。况且，此前已有中间人士批评说：“今日者，国民各界，情感尽同。除共党外，一切新旧党派，皆无不知拥护民族利益为一切前提!”因此，顺应广大人民的意愿，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载体和主体，就成为一种高明与智慧的选择，也充分体现了中共所追求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
日本侵略者大概不曾想见的是，正是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暴行，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一体化。林语堂指出：“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得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从此，现代性的“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树立在全国人民的心中，至今还成为全世界华人的总称。
需要说明的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赋予“中华民族”以新的内涵，并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变化，而是集中体现了中共的观念、政策和目标的变化，因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促进了国共合作，形成了一致对外的新平台。面对日本亡国灭种的威胁，经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在“中华民族”面前，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言的：“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国民党中央社在按语中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这充分表明曾经对立的两大政党在“中华民族”面前走向了和解。1939年，《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再次指出，国共合作抗战，“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这是毛泽东所讲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的典型写照。中共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中华民族这个新平台上实现国内各阶级的大联合和统一，从而形成抗击日本侵略的整体性力量。
第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深受苏联民族观念和理论的影响。“民族自决”与“统一中国”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而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和确定，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杨松明确地指出，“我国民族独立及国家统一运动的道路与方法”，将是“一条中华民族中华民国谋民族独立谋国家统一的特殊道路与方法”，“非如苏联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所谓谋“特殊道路与方法”，集中表现为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否适用于一切民族，说具体点，是否适用于中国境内，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中国境内有没有少数民族?他们应不应该有自决权?什么条件下，或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决权?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他们和汉族的关系如何?”由原来号召国内各民族的自决变为提倡中华民族的整体自决，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且进一步推动着这种结合：由“民族自决”向“民族自治”转变。
第三，极大地动员了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密切了中共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扶植一些中国少数民族的上层建立傀儡政权，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得逞，比如“伪满洲国”“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因此，少数民族的对日态度和能否参加抗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正如中共的两个文件所指出的，“蒙古民族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这就是现在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之一。”“今天的回族问题，是回族站在日本方面还是站在抗战方面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迫切地提在我们的面前了!”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会后第二天，博古在《解放》发表的文章也指出，“最广泛地吸引着国内一切阶级阶层，各种不同的民族、信仰、党派、职业，不分男女老幼之无比宽大的包容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大的优点之一。这些特殊的优点的综合表明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生命力。它的不可摇撼性，它的远大的前途，它对中华民族的无上的贡献。”这样，统一战线的“民族”内涵变得更为丰满、切实：不但是针对“各阶级”的，而且是针对“各民族”的。1941年，《解放》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
围绕这一任务，中共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具体措施，有效地改善了民族关系，进一步整合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在“中华民族”旗帜之下，觉醒起来的各少数民族纷纷投入抗战行列。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是中国“各民族一体”的缩影，多民族并存杂居、密切交往，使中共对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和现实联系的紧密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而为中共后来处理民族关系和进一步巩固一体多样的中华民族积累了经验。
综上所述，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调整，由抗战所催生，又直接为抗战服务。它使中共获得了凝聚人心的动员工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如今，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已深深地根植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并成为一个最富有号召力和最能激动人心的习惯用语，甚至成为全世界华人的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共十八大以后，党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而使这一用词表现出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