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南京大屠杀”电影如何拍屠杀？

　　
“南京大屠杀”影像争议20年（资料图）

　　《南京！南京！》公映，有关电影里对大屠杀的赤裸表现、对日军形象塑造的批评沸沸扬扬，陆川对已到来的“暴风雨”并不在意:“我们每一个在当时的年代拍这戏的，都是胆儿大的人。”拍一部电影要与勇气挂钩，根本上在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特殊性。

　　几乎所有国外媒体报道《南京！南京！》审查通过时，都不忘回忆一下2005年因反日游行而被禁止引进的《艺伎回忆录》，这并不是神经紧张，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在相关题材的影视创作上，比其他电影更加需要服从当时的政治背景。

　　罗冠群，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屠城血证》的导演，这个194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在拍摄时第一次遇到那么多“领导”关心:“1987年中日关系很微妙，我们拍的时候，很多领导机关来打招呼，要我们注意不要影响中日关系，不要把这戏拍得太血淋淋。”为此他把砍下人头、强奸妇女的镜头都弱化处理。

　　曾拍出《黑太阳731》、《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素以血腥残忍镜头闻名的导演牟敦芾则从一开始就受阻挠不断。牟敦芾回忆，早在1986年拍《黑太阳731》时就很困难:“中日这时候已经互相需要，为了拍片我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在一番努力解释拍摄意图后，终于得到绿灯放行的牟敦芾在拍摄期间还是受到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部的反对，“他们怕导致中日关系发生摩擦后要负担责任，我只得再给秘书长写第二次报告。”最后此片内地禁映。

　　如果早点了解前人的经历，星美的董事长覃宏肯定不会让陆川轻率地在2006年提出立项申请:“到10月份时还是石沉大海，政府各口每个人都表态要支持，但没有人真的去落实，他们都怕担风险。”就这样从2006年10月份一直跑到2007年1月份，在最困难的时候曙光出现了，拿陆川的话说就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某一个重要领导。曾经被外交部否定的项目起死回生，这让电影局的领导都震惊。

　　此后无论是国产的《屠城血证》和《南京大屠杀1937》，还是美国人角度拍的《南京》等纪录片，无一例外都没能在日本电影院公映。随着《拉贝日记》正式被日本全面禁映，能否不再是自言自语地讲述“南京大屠杀”，能否让这头被释放的“怪兽”也吼到海那边去，“这是我们的核心任务”。

　　陆川觉得之前的人之所以没走到日本和国际上，因为他们讲述态度有局限:“就是想替中国人把这事说出来，以受害人方式来倾诉。这种倾诉由于当时政治环境，是不会被世界接受的，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一个外部世界的价值观，无法和世界对话。”陆川把与世界对话的希望落在和平主义、反战主义的叙述角度，比如关于日本人“由鬼变成人”的描写。他没有妖魔化日本人，而是让他们“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打自己的鼓”，“首先让日本观众接受这就是日本人，然后争取引导他们对战争进行反思。”

　　影片从一个日本军人的视角开始，当这位日本军人经历了南京巷战、目睹了屠城的各项灾难，并与慰安妇发生了一场恋爱而对方最终死亡时，他发现“活着比死还艰难”，在对中国人执行枪决的过程中，他释放了他们，然后举枪自杀。这个多少有救赎意味的结尾正是本片的亮点，日本士兵的死亡既是对战争的谴责，也是人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