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局部抗战烽火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开始对外侵略扩张。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其侵占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关键步骤。之后，日军又先后在华东、华北挑起战端。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尚未下定对日全面抵抗的决心，但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国民党部分爱国官兵、地方实力派、民众武装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冲破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掀起了长达14年的民族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王以哲、赵镇藩部打响北大营突围战，是局部抗战第一枪。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对日抗击战还有锦州退兵战、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海拉尔保卫战、富拉尔基保卫战。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地方军警、保安民团、普通工人、农民、绿林豪杰自发组织的民众武装，1932年全盛期人数达30万。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继之而起。他们依托人民群众，开辟抗日游击区，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韧性。游击队后来增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抗日14年，是“不怕困苦艰苦奋斗之模范”。
1932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一·二八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投降。中国军队进行的淞沪抗战持续33天，蔡廷锴和蒋光鼐部第十九路军、张治中部第五军以及上海各界同胞组建的20余支民众义勇军，同仇敌忾，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迫使日军三次增兵，四易主帅，伤亡1万余人。中国守军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最终被迫撤退，但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大激发了中国民众抗战的斗志，在局部抗战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
1933年，榆关抗战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东北军第九旅六二六团第一营与日军白刃巷战，神勇异常。热河失守后，东北军王以哲部、万福麟部、何柱国部，西北军宋哲元部、晋军商震部、中央军徐廷瑶部在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重要关隘抗击日军，29军大刀队夜袭日军，大震中国军人声威。长城抗战失败后，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举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义旗，发动组织抗日民众武装10万余人，在局部抗战阶段写下光辉篇章。
1936年，晋绥地区抗战爆发。傅作义领导的绥军在晋军和中央军支持下，先后在红格尔图、百灵庙、锡拉木楞庙战役中大败敌军，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力量，取得了局部抗战阶段唯一一次全面胜利，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掀起全国救亡浪潮
九一八事变后，各界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是每个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爱国情感的表征，它起于城市、乡间、工厂、码头、学校，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涓涓细流终汇成浩瀚江河，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强烈抗议日本侵略行径。1931年9月24日，上海3万多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10月，上海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辽宁矿山工人、纺织工人、南满铁路工人、哈尔滨电业工人、黑龙江邮务工人掀起反日罢工浪潮。广大农民也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上海各行业工会、市商会、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法租界工董局华人联谊社纷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文化界、文艺界涌现一批“救亡文学”、“救亡歌曲”、“救亡戏剧”，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大江南北，激发了无数中国人的抗日热情。12月，全国大中专学校3万多名学生汇集南京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高潮兴起，北京、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5年12月9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反对日本策划“华北自治”，将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深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组织上扩大了全国救亡运动的阵地。
在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危难，组成了德国华侨反日救国后援会、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古巴侨民大会、缅甸誓用国货十人团、加美华侨促进国货调查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新加坡千名华人举行反日反内战大游行，捣毁日本驻新加坡商会;英国伦敦华裔中华学生会、英国华侨反帝大同盟和武装自卫会等团体发表宣言及通电，反对华北“防共自治”。为了声援爱国官兵的抗战行动，海外华人慷慨解囊，毁家纾难，支援国内抗战。
国共合作共御外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开始第二次合作。抗日救国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爱国主义是两党合作的根本动力，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最彻底、最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国民党自孙中山创立同盟会起，就把“恢复中华”写入政治纲领。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后，孙中山将其三民主义思想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明确的反帝斗争要求。国共两党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千百年来融入中华民族意识、性格、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当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之时，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再次合作。
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伟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是积极的首倡者和行动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国家独立而战。在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公开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宣言和通电，并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各军事力量订立合作抗日协议。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也开始寻求解决国共问题的政治途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六项条件，大大加快了国共合作的进程。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巴黎《救国时报》在社论《论国共再次合作》中指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实现，除了全国人民之要求与督促的力量以外，不能不归功于两党自身的伟大襟怀。”
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密切配合，同仇敌忾，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于1945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领土，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乐章。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灵活运用游击战战略战术，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发扬!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