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殊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1950年，王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努力学习，辛勤工作，多有成就。1978年以来，王仲殊先生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王先生先后受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德意志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日本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冲绳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之际，我们对王仲殊先生进行专访，借以向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介绍王仲殊先生不平凡的学术生涯和渊博的学识。
姜波：王先生，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向您采访。我们都知道，1996年9月，继巴金、费孝通之后，您被日本方面授以 “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日本方面宣称：王仲殊先生是亚洲有代表性的优秀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古代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对亚洲的国际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广泛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和亚洲文化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之深厚。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当时的感受。
王仲殊：作为一个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我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确实感到很高兴，很光荣。我想，日本方面授我以此等殊荣，大概是由于除了中国考古学之外，我在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特别是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上做过一些工作，在两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之故。
1950年9月，我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久，从浙江杭州前来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1962～1982年任所长）为我指引治学的方向。夏先生早就听说我在浙江大学就学时，历史文献和日本语文是我在学业上的优势所在，所以明确主张我应专攻在研究上必须充分以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发掘相结合的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日本与中国交往甚密，日本的制度、文化多受中国影响，故可兼攻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50余年来，我始终遵循夏鼐先生为我指引的治学方针，直至今日而不变。
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的研究课题是多种多样的，我把重点置于都城和宫殿制度的考察。我参加并主持汉代长安城遗址和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工作，编写发掘报告，撰作论文，也对汉唐洛阳城和唐代长安城作相关的研究，并有所论述。正是在研究中国汉唐时代都城、宫殿的基础上，我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及都城中的重要宫殿试作研究。在器物学方面，我注重对中国汉唐时代铜镜的考察，发表了多篇论文。在这个基础上，我对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作多方面的论述，提出我个人独自的见解。日本学术界重视我的见解，使我感到欣慰。
姜：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福冈县前原市伊都国历史博物馆庭中，置立着一块引人注目的石碑，碑上镌刻您亲笔写作的《伊都怀古》的七言律诗。我们想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
王：在中国的唐代，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有交谊甚深的。王维、李白为阿倍仲麻吕（晁衡）作诗，至今仍被中日两国人民传为佳话。早在青少年时代，我受父亲影响，就喜欢作唐诗、宋词。1981年以来，我不断应邀访日，结识了许多日本学者，他们多知道我善于作诗。1986年10月，我应日本文部省邀请，偕夫人前往，到日本各地访问。在福冈县前原市访问时，蒙市长热情接待。当时正值伊都历史资料馆（今称伊都国历史博物馆）已经建成，即将开馆，市长恳请我提笔书写馆名，并请作汉诗（日本称中国唐代以来的律诗、绝句为“汉诗”）一首，刻石成碑，以为纪念。我因盛情难却，立即结合古代伊都国的历史，作《伊都怀古》七律一首以应。市长读诗后，称赞之余，又要求我用日文撰一篇散文，以解释诗的内容，我亦应允撰作之。我爱好日本文学，包括日本的诗歌（和歌、俳句）。自古迄今，日本学者能作汉诗者甚多，中国学者能作和歌、俳句者极少，使人有颇不相称之感。为此，我亦曾作和歌、俳句数首，在日本举行的学术大会上当众披露，受到热烈欢迎，日本学者有作和歌与我互相唱和的。
姜：人们在谈论一个学者的时候，总喜欢询问他的家世和求学的经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波的天一阁藏书可谓驰名天下。我的父亲在宁波任中学语文教师，兼任报社文艺副刊主编，并长期受聘为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我在青少年时代受父亲熏陶，以致后来对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深有爱好。
1946年夏秋之际，我报考大学，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却就近选择最后在杭州考取的浙江大学，就读于历史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在大学时代，我受教于谭其骧、周一良、张政 诸先生，学习古代史，得益匪浅。
1950年8月，由于张政 先生的事先举荐，我有幸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考古所常务副所长是梁思永先生，他对我十分关爱。考古所另一位副所长是夏鼐先生，他对我也是关怀备至，教导有方。夏先生为我指明治学方向，带领我到外省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使我从此踏上考古学研究之路，至今已达50余年，而我的学术生涯仍在顺利继续中。
姜：说到这里，我想问一问您当初是怎样学习日本语文的。
王：1945年我从高中毕业，在家中父亲的书柜中检得一本鲁迅翻译的题为《出了象牙之塔》的日本文学之书（作者厨川白村），阅读再三，爱不释手，从此迷上了日本文化。我决定入大学后以日语为第二外国语，努力学习。当时浙江大学日语教授夏禹勋先生与我有特别深厚的师生之情，给我以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1948年暑假期间的两个月中，我留在学校，夜以继日地阅读日本的许多文学作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接着，我用日文写作短篇小说和散文多篇，托人送请夏老师审阅、修改，夏老师竟误认它们是日本文学家的作品，是我请他为我讲解的。
1949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经常听周一良先生讲授日本历史。我曾想毕业后作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日本史，只因校方无相关的机制、计划而未果。我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伊始，梁思永副所长听来访的周一良先生说我对日本语文的造诣颇深，便要我翻译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论文，以备测验前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用。读了梅原的论文，我对梁思永副所长说，论文内容虽好，但文章语法欠通，不宜作为考核语文水平的标准。梁先生听了大笑说，梅原末治是日本考古学界第一人，或许由于他少年时代只在小学读书，以后不曾在中学和大学入学，以致所写文章在语法上欠通，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现在回想，当时我真是冒冒失失，对梅原末治先生有不敬之嫌。
姜：我们知道您参与或主持编写的田野考古报告集有《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六顶山与渤海镇 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等多部，研究专著则有《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韩文）、《三角缘神兽镜》（日文）、《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等多种，皆早已在国内、国外出版。此外，还有《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与被葬者》、《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等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40余篇已编入近年出版的《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中。大家都想问，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著作的？
王：应该说，我算不上是高产作者吧！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有过规定，要求担任研究所领导的学者每年必须完成2～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我只不过是按当时的规定而为之，到今天我仍然这样要求自己，不敢有违。
姜：说到治学的思想与方法，王国维强调“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参证，即他所谓的 “二重证据法”。夏鼐先生也曾很生动地说过，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 “犹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很多人把您的研究成果看作是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典范，您能不能就此作一些阐述？
王：我的看法是，考古学研究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在历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上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自当按各自的专业需求，择要阅读。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文献史、目录学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寻求确切相关的记载，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献时务必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可断章取义，切忌牵强附会。
这里，不妨说说我对好太王碑的研究。此碑碑文涉及古代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流历史，深受有关各国的学者们的重视。碑文中有“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任那或加罗）新罗以为臣民”之句，通称“辛卯年条”，因其涉及当时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但是 “以辛卯年来渡海”如何标点、解释，中、日、韩诸国学者莫衷一是，长期议论，未有终结。我在广泛检阅各种古籍以后，举葛洪《抱扑子》“（左慈）避地来渡江东”和陶弘景《真诰》 “（平仲节）以大胡乱中国时来渡江”等文句为例，说明“来渡”是古汉语中常用的动词搭配，故辛卯年条应该标点、解释为：“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济）、（任那或加罗）、新罗，以为臣民”。我的这一见解，已经为日本学者们所认同，我本人也自信是正确无误的。
再如日本学术界素有“倭面土国”的说法，以其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和《后汉书•东夷专》所记的倭国或倭地三十国中的一国。然而，按照我的考证，在日本古代历史上根本不曾有过所谓的“倭面土国”。其所以出现误解，是因为如淳注《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之句，形容黥面的倭人“如墨委面”， 而“委”字被《翰苑》作者张楚金误解为“倭”，此乃“倭面”一词之由来，又据《翰苑》和一条兼良所著《日本书纪纂疏》记述，“倭面土国”则又应系“倭面上国”之误写，真可谓是误上加误。有的学者坚持“倭面土国”在历史上存在，并倾力以作研究，长此以往，恐怕真的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了！
姜：您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引起广泛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您对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考察有关。请您对这方面的情况稍作介绍。
王：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多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属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魏朝皇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百枚”，这便是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与此相反，我从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制、纹样、铭文的考察出发，主张它们不是魏镜，而是三国时代的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所制作，这正与“本是京师，绝地亡出”（“京”为地名，在今江苏省镇江，孙权曾在此建都）的镜铭相符合。后来日本发现二枚“景初四年”铭铜镜，也说明远在日本作镜的吴的工匠因不知曹魏景初三年翌年已改元“正始”，乃至沿用“景初四年”的年号，而“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非常有力地表明三角缘神兽镜不是在中国制作的“魏镜”，而是东渡的吴的工匠在日本所制作。应该指出，自从我于1981年发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的论文以来，至今已过去了26年的时间。在这长时期内，虽经许多学者仔细搜寻，但在中国全境和朝鲜半岛境内始终不见有一枚三角缘神兽镜出土；相反，日本境内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却越来越多，如今已达500余枚。这样，可以说，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实在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
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兼翻译家冯承钧曾经说过，“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考与其国历史有关系诸民族的事迹，缘历史种族皆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 您在中日两国交流史和日本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国之史可补他国的不足”的经典范例。您为什么选择中日两国交流史和日本古代史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您有哪些心得？
王：考古学属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之史可补他国之史的不足，一国之考古当然亦可补他国考古之欠缺。作为考古工作者，我注重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是受夏鼐先生的影响。如姜波同志你所熟知，夏鼐先生曾亲笔录取王国维少年时说过的话：“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前面已经说过，1950年9月的一天，刚从杭州来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职的夏鼐先生特地找到我，与我谈论关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考虑到我有一定的历史文献知识和日本语文水平，夏先生便鼓励我朝着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和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方向开拓治学的境界，奋力前进。当然，我研究中国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这与我早年对日本文化的爱好也是分不开的。
将中日两国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外的重要收获。1972年在日本奈良发掘了著名的高松冢古坟，墓室内彩绘壁画丰富、精美，使其成为轰动日本全国的考古大发现。高松冢古坟的墓主人及其入葬年代，是日本学者们的最大论题。当时，我从郭沫若先生处读到从日本快速送来的新闻报纸，便着手撰文考究。很有意思的是，我发觉高松冢古坟出土的一面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与西安市东郊唐独孤思贞墓出土的一面“海兽葡萄镜”在大小、形制和纹饰上完全相同，属所谓“同范镜”，而独孤思贞墓志则记其人死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而于次年神功二年（698年）入葬。据此，我判定高松冢古坟的海兽葡萄镜是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第七次遣唐使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4年）从中国长安携归日本藤原京的。高松冢古坟建制规整，彩色壁画颇具唐风，故可推测墓主人应该为热衷于仿效唐朝的制度、文化而负责编撰《大宝律令》的忍壁亲王；《续日本纪》记忍壁亲王死于庆云二年（705年）五月，在年份上亦与我的考证相吻合。我的论考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学者则明确表示赞同。直到30余年以后的2004年10月，我还应邀到日本京都，专门就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所葬何人的问题再作讲演，受到热烈的欢迎。
远在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志贺岛（今属福冈市）出土了有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言而喻，此印应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记，是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57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予倭的奴国王的。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研究者众说纷纭，多有异论，特别是怀疑其为赝作，不是真品，主要理由是印钮作蛇形，印文为刻凿而非铸就，不合规制云云。1956年冬，在我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西汉滇国墓中出土了 “滇王之印”的金印，按照《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此印无疑是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赐予的。值得注意的是，“滇王之印”的印钮亦作蛇形，印文亦为刻凿而非铸就。于是，我撰作《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文， 断定“汉委奴国王”印与“滇王之印”一样，亦系中国汉王朝之所赐。从此以后，怀疑论的迷雾消散，作为两千年来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见证，“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出更为灿烂、明亮的光辉。
姜：说到这里，我在兴奋之余，还想回过头来，请您继续谈谈您在中日两国都城、宫殿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王：在这个方面，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这里，因时间所限，我只就“龙尾道”和“圆丘”的问题加以阐述。
据日本学术单位发掘，8世纪前期日本平城京宫内正殿大极殿建立在称为“龙尾坛”的大坛上，这显然是出于对中国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的模仿。龙尾坛在其前面左右两侧各设一条斜坡道以供升登，而坛的前面中央部分则无台阶之类的设施。但是，岸俊男先生于1981年发表个人的见解，认为龙尾坛前面正中央处本来应有一条木造的阶梯，只因年久枯朽，不留痕迹，故未能发现。许多日本学者按此见解，绘制大极殿龙尾坛的复原图，突出殿前正中央处的木造阶梯，竟成定论。
另一方面，早在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先生负责发掘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在发掘报告中明确认定龙尾道的位置在殿前的正中央处。然而，1995～1996年考古研究所以安家瑶为队长的唐长安城工作队的大面积发掘证明，含元殿的龙尾道应如《两京新记》、《剧谈录》、《西京记》、《长安志》等许多唐宋时代的书籍所记，分为左右二股，各沿“翔鸾”、“栖凤”两阁盘曲而上，而在殿的前面正中央处则不存在任何阶道，从而使日本平城京宫内大极殿前面正中央处是否设有木造的台阶亦成为疑问。
于是，我撰作题为《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的论文，主要是参照《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日本史书记载，尤其是根据日本 仓时代（1192～1333年）的“九条家图”、“近卫家图”等古图，认定日本平安京宫内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二个台阶分别设在坛的前面左右两侧近边缘处，从而可证平城京宫内大极殿龙尾坛前面正中央处不可能设有所谓木造的阶梯。日本学者读此论文，多加认同，而马得志先生亦承认当初发掘含元殿遗址时，因限于各种条件，对龙尾道遗迹的探测失误。可以说，我的论文的发表使得中日两国考古学界两全其美，各自维护了含元殿龙尾道和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亦称“龙尾道”）的真实形制。
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从来都局限于都城内的宫殿、里坊、街路、市场、寺庙等项，而不及于都城的郊外。学者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都城郊外多设各种礼制建筑，而日本都城郊外则无类似的设施，这是两国都城制度的重要差异。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工作队在唐长安外郭城南面正门明德门外发掘了唐代圆丘的遗址，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我以此为契机，撰作题为《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的论文，打破了历来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局限于都城内部而不及于郊外的旧例。我在论文中根据《续日本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日本史书记载，确认日本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分别于8世纪后期的长冈京和9世纪中叶的平安京南郊交野郡设圆丘以祀天神的事实，又参照《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中国唐代的典籍，证明当时日本天皇于十一月冬至之日在圆丘祀天神的制度仿自中国唐王朝，乃至礼仪的程序、祭祀的配享以及祭文的文章、字句等几乎都与中国相同。就史书记载而言，日本举行冬至祭天的郊祀典礼虽仅限于桓武天皇、文德天皇二代，却亦足以否定所谓日本古代都城郊外完全没有礼制建筑的笼统之说。
姜：谢谢王先生的详细讲述。人们常常说，作学问的态度应是“无证不信，孤证不立”。您在这方面为青年人作出了榜样。您能不能就此谈谈您的看法？
王：学术的进步必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客观求实则是各时代学者们的共同追求。姜波同志读了我的《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曾写作一篇详细的读后记。你在读后记中引当年裴 评价太史公《史记》时所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之语，又引潘次耕为《国史考异》作序时所说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是“去取出入，皆有明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话。你在读后记中对我的评价过高，使我有愧不敢当之感。但是，我愿在这里借你所引裴 、潘次耕等古代、近代学者的话语，与你姜波同志等青年学者共勉之。
须加说明的是，做学问应该追求真理，秉承事实，理直气壮，刚正不阿。我与日本许多著名学者都有厚重的交谊，我对他们也一直是尊敬、钦仰，并怀感激之情。但是，在涉及若干具体的学术问题时，我与他们都有过认真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议，讨论和争议的结果往往能使学术研究向前推进，而彼此之间的情谊也随之而加深。
姜：年青人常常说，您的治学在中国考古学界别具风格。您对青年学者们的治学有什么建议？
王：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三点意见：
1、作中国之考古，须兼通中国之文史
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自古至今连绵不断的；中国考古学有别于世界各国考古学，是因为有浩如烟海的参考文献。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迹、遗物只有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才能求得真实。
2、作一国之学问，须旁考邻国的历史
对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西域与中亚考古、东北亚考古、东南亚与南岛语族考古、南亚考古都是前景广阔的学术领域。国内学术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上还有待增强，年青一代的考古学者应该有“兼通世界学术”的抱负。
3、作一课题之研究，须贯通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史
作论文的关键在于选题，题目选好了，文章等于完成了一半。选择一个研究课题，必须通晓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史，以便在材料齐全、且具备一定的学术生长空间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既要不作无谓的重复性劳动以求创新，也要注意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为其难，拔苗助长。
王仲殊先生简历
1925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0年7月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8年以来，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曾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委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主编，又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考古学）主编。1988年至1998年任第7、第8两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上，1973年受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1988年受聘为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1990年以来被选为日本亚洲史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著有考古发掘报告集（合著）3部，考古学专著（独著或合著）8种，考古学和古代史论文（独著）100余篇。
主要论著目录
1、《辉县发掘报告》（合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
2、《长沙发掘报告》（合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
3、《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4、《汉代文明》（英文），（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
5、《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6、《探求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日文）（合著），（日本）山川出版社，1982年。
7、《古代日本的国际化》（日文）（合著），（日本）朝日新闻社，1990年。
8、《三角缘神兽镜》（日文），（日本）学生社，1992年。
9、《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日本）学生社，1992年。
10、《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