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传
1963年7月生，辽宁省盖州市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198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徐苹芳教授，专攻城市考古学。1996年获博士学位，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为日本驹泽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先后参与主持过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宫殿区的发掘，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钻探与发掘、洛阳盆地区域考古调查等田野工作项目。主要著作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等，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60余篇。
访 谈
问：《尚书》里面说“前四代”是“虞”、“夏”、“商”、“周”，《史记》中也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经过王国维以来几代学者一个世纪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确认殷商一代历史的真实性。但有关夏代的历史，尽管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似乎验证了夏代的存在，不过仍有一些学者，尤其是不少国外学者，对夏代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到底夏只是一个周代人的神话建构，还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好。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人为改篡，究竟能否一概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清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考证清楚，即使公认的最早的文献《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书・盘庚》篇，也经周人改写过。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谋求重新统一的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推到传说中的圣王，其中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
20世纪初年兴起的“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正如顾颉刚先生总结的那样，这场古史之辨“对于今日研究古史的人们，在审查材料和提出问题上给予了许多的方便，同时也可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达于极盛。“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语）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与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而非西方学者为研究的主力。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的所谓“纯客观研究”。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矢志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不能否认，在这种学术的“寻根问祖”中，有些学者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色彩，如何把握其与“无徵不信”的现代学术准则的关系，是需要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就在于其疑古精神。无“疑”则无现代之学问。
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几乎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仅从逻辑上看，这种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实际上是应当存疑的；我们也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某一考古学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另外，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本来是以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为特征的，但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这一研究方法往往被理解为一般考古材料与文献互证的整合而加以泛用。这构成了数十年来夏文化研究的最大特征。应当指出的是，一旦脱离了直接文字材料的互证，由未知推未知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确证夏王朝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揭示出的二里头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一部分属于夏代，有的则认为全部都属于夏代，您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多年，您的意见如何？
答：自二里头遗址1959年发现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一般认为属于商代前期都邑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但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说法层出不穷，邹衡先生的观点又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从早于二里头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从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学家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直到其后的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以往的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应当指出的是，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中的族群、国家或者王朝联系起来，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整合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说句实在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最擅长的。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相关讨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
问：您毕业留在社科院工作，后来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您能具体讲讲您的工作吗？
答：二里头的发掘工作，有几代人持续地为之努力，我参与到其中，不过是最近十年左右的事情。要说贡献，也是工作队同仁和考古学界一起努力的结果。当然，就研究而言，我会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我在工作中，是把二里头放在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的。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的发现等，都得益于若干学术理念与构想，而这些理念与构想，又都要溯源于在我的导师徐苹芳先生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时的思考与收获。
我本来在地方大学当教师，前后有八年的教龄，在工作中逐渐萌生了来北京深造的想法，最大的考虑是自己的学术视野亟待拓宽。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让我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这样的学术环境以及徐苹芳先生的眼界与治学风格，培养了我看问题做研究的一种“大气”，尽管我的学问距先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徐苹芳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每位导师都有不同的指导风格，有的老师让学生自己考虑选题，有的在学术观点上也有较严的要求。徐先生说他作为导师只负责两件事，一是选题，二是方法，其他的就让我自己放开来做了。考虑到我入学前的阅历和专长，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这一大题目，上下三千年，纵横数千里，涉及学术难题无数。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
就以二里头宫城的发现为例来说明。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址的资料，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沣镐遗址都没有发现城墙。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由是想起上大学时听苏秉琦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的一句话。记得苏先生话的大意是：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挖到什么。这让我这个专攻考古学的后生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的想法是这好像有点“唯心”，在以实证为特征的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讲不通。在经历了多年的考古实践后，我逐渐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和真谛之所在。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所以说如果说新世纪以来在二里头都邑布局的发现与研究上有所突破，是与我在徐苹芳先生指导下专攻城市考古学的学术背景分不开的。（《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中信出版社，2008年。待续）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