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从山东大学考古系毕业之后的十多年间一直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这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一定是非常珍贵的经历，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工作对您学术生涯的影响吗？
杜金鹏老师：1982年至1995年，我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工作。
我大学毕业来到考古研究所投身考古事业后，就直接分配到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那时的二里头考古队人丁兴旺，郑光、杨国忠、张国柱、屈如忠、刘忠伏，再加上我，老中青三结合，工作热气腾腾。还有一帮比我小几岁的技工王相锋、郭相坤、郭献军、王法成、魏宝京、王丛苗、徐安民、郭淑嫩、靳洪芹等，大家相处的如同兄弟姐妹。相继，队里还来了一些更年轻的朋友，如岳洪斌、张立东、张良仁、曹楠、新华、施劲松、陈良伟等本所工作人员和研究生，以及杨菊华、张帆等外单位实习生、进修生。那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比较艰苦的，待遇也较低，但是我和大家都过的十分愉快，这是我在二里头遗址工作时的最大快乐。如今，物是人非，屈师傅（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屈如忠先生）已经逝世了，郑光、杨国忠、张国柱三位先生退休了，其他工作人员也都离开了二里头。那些亲如兄弟姐妹的技工们，多数也已各奔东西，天南海北。每次回到二里头考古队，旧地遇故人是最大的欣慰，而原本熟悉的音容笑貌不再呈现，则不免掀起无限的惆怅……
1988年接待美国学者张光直访问二里头
在二里头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上苍的恩典。
其一，我遇到的师友、伙伴，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帮助、关爱。队长郑光先生对于考古事业极其忠诚，田野工作十分认真，文献功底深厚，对于夏商考古有着自己的见解。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那些技工弟妹们，对于我的支持是一贯的、忠实的。我感谢他们。有了这些师友们的支持、帮助，才有我在二里头的发展进步。
其二，我工作在一个独一无二的遗址上。考古学的魅力，在于它的神秘性，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破解一个个“谜”――有时看上去像是“猜谜”，其实最终是要“破谜”、“解谜”。每个遗址都有无数的谜等待人们去破解，但是这些谜各有各的神采，各有各的价值。在当代中国考古学史上，没有比夏文化研究更招眼球的课题；在事关夏文化研究的遗址中，没有比二里头遗址更令人着迷的遗址！几十年来，它牵动着中国夏商考古学最敏感的神经，牵动着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无数人的心弦！可以说，二里头是中国考古圣地中的至尊者之一（说独尊会有不同意见吧？）。1995年，我策划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为二里头遗址题词，勒石表彰，胡老让我拟词，我报出的是“天下第一都”！胡老照此写了，派秘书送到考古研究所来。可惜，那时因为我带着一个不该带的朋友见了一个不该见的同事说了几句被人告发为不当言论的话，考古所当权的人，就迁怒、扣留了胡主席的题词。两年前，任式楠先生把这份题词找出来送交有关部门，我建议把它保存到二里头考古队。目前，树立在二里头考古队门前的“华夏第一王都”碑石，论书法或许高于胡老题词，论意义却相差甚远了。
说二里头遗址独一无二，意思有四。第一，内涵独特，开创先河。它有若干个“最”，如最早的王都，最早的宫城和宫殿建筑，最早的以井字形城市干道分都邑为“九城”的帝都格局模式，最早的青铜器群，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最早的双轮车（辙印），最大的国际都邑……；第二，价值非凡，地位独特。它是中国古代文明从方国文明走向王国文明的转折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统一王朝的起始点。在夏商考古与历史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第三，埋藏丰厚，地层复杂。兼具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的双重特点，最能锻炼和考验考古学家的发掘理念与技术；第四，资料丰富，热点凝聚。长期发掘累积大量考古资料，且围绕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论著相当丰硕，对于在二里头从事考古的人来说，十分有利。因此，让我到二里头遗址工作，是天赐良机！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条件具备，我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生涯基本上比较顺利，也算成功。在这里，我慢慢掌握了考古发掘的理念和技术，学会了对于复杂地层和遗迹的辨认处理。逐渐领略了二里头遗址的风采，对于她的内涵、价值日益熟悉。从这里走进了学术殿堂，学会了考古科研的基本方法和套路。回顾这段历史，自认为贡献在于：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和发掘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尤其是在刘忠伏、屈如忠、张国柱、杨国忠等先生相继离开二里头考古队之后，队里只剩下郑光先生和我，日常工作需要我打理。1994、1995年我领队主持发掘，在祭祀遗存方面有重要发现。此前的四区铸铜遗址、六区祭祀遗存和墓葬发掘等，我也献力甚多。此外，在改善科研条件方面，我付出了很大心血。包括考古队主楼建设、门楼与道路建设等，占用了我相当多的精力。
当时的我，在二里头考古队只是个配角。不能主导科研方向，不能决定工作重点，能做的就是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因此，我能贡献的毕竟很少很少。
尽管我捧着二里头遗址这个金饭碗，但是，在这个时段里我写出的文章，大多与二里头遗址无关。我参加了此间二里头遗址绝大多数发掘项目，执笔或参与署名的发掘简报只有3篇，这不取决于自己的意愿。但我发表的文章多与二里头无关，却是自己的选择。因为，对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我所认识的毕竟很少很浅，言多必失，势必妨碍日后学术回旋。另外，只盯着一个遗址势必影响科研视角和层次。还有，这样做可以避免发生一些内部冲撞。
但是，二里头遗址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生涯，实在太重要了。
在我离开二里头遗址之后，发表了一些有关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论文，这些研讨是从承担《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开始的，自己认为满意的成果是：关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定性的见解，关于二里头遗址都邑布局规划的讨论，关于二里头宫城和宫殿建筑的研究，关于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坛 ）的认定，关于“中国龙”的阐述。这些成果与我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经历密切相关。
二里头遗址滋养了我的学术生命，我把青春献给了二里头遗址。
记者：在您随后作为主持者参加的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中，您又有什么不同于之前二里头遗址发掘时的出发点和认识呢？
杜金鹏老师：1996年，我奉调来到偃师商城考古队任队长，踏上了新的学术征程。走上这个岗位，并非我的意愿，因为我还深深眷恋着二里头遗址。但，组织决定还是要服从的。
1996年在偃师商城二号宫殿发掘现场接待邹衡先生等
来到偃师商城，身份变了，工作对象变了，合作伙伴变了，科研课题也变了。
来到偃师商城，也是上苍的恩赐。
在这里，我又入天时、地利、人和之佳境。
在这里，有我情同手足的伙伴。王学荣――为人厚道，德才兼备，作风稳重，勤奋敬业；张良仁――憨厚老实，钟情学术，吃苦耐劳，不计荣辱；谷飞――天性诚实，做人本分，清心寡欲，无私无畏；许宏――沉稳干练，功底厚实，思想活跃，学路宽阔；岳洪斌――爱岗敬业，技术纯熟，思路开阔，积极肯干。
时任考古研究所领导刘庆柱先生、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领导高炜先生，对于偃师商城考古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与支持。新任研究室主任王巍先生，为帮我腾出点时间完成《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写作任务，曾到偃师商城亲自挂帅任领队发掘宫殿基址。还有，已经退休的胡秉华、杨国忠、王杰等先生，也到偃师商城助战。
在这里，有个名扬天下的考古阵地。偃师商城是新近发现的商代早期都邑遗址，它与二里头遗址比肩而居，保存较好，布局清楚，考古潜力大，在夏商考古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因而深受学者关注。这样的遗址比较容易出科研成果。
在这里，适逢良好学术机遇。我初到偃师商城，与两个学术课题幸运相撞：其一，支持《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编撰。《中国考古学》是个事关考古学科发展的重大课题，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受命负责撰写《夏商卷》中关于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等部分内容。课题组在杨锡璋、高炜先生带领下，就夏商考古学文化框架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讨论，达成一致的认识是：以偃师商城的始建作为夏商文化的界标，从而勾勒夏商文化轮廓。那么，偃师商城始建于何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紧迫课题。其二，国家启动了跨学科重大科学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偃师商城的年代与分期”是工程的子课题之一。我有幸成为这个课题的主持人。接过这两面学术大旗，我把它们插在了偃师商城的城头上，组织大家展开了持续数年的攻坚战。
在这里，实践告诉我，在学术攻坚战中，人是第一位的。作为称职的考古工作者，必须具备优良的学术素养、浓厚的学术意识、积极的学术精神、娴熟的学术技能。要有个团结和谐、积极进取的团队。考古研究所把领导偃师商城考古工作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也就获得了展示才能的机会、贡献才智的机会、回报社会的机会。
2006年发掘偃师商城北城墙
与在二里头相比，我拥有了学术主导权、工作主动权，可以把自己和同事们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这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幸福！
在主持偃师商城考古工作期间，我始终秉持的原则是：每项发掘都必须与学术课题紧密相连，学术目的务必明确，工作目标务必清楚。即便是配合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也必须设定明确的学术目标，以期解决相应的学术问题。考古发掘不只是动铲子，更要动脑子。
记者：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中有那些重要学术收获吗？
杜金鹏老师：首先，偃师商城的所有考古成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某个人的独有成绩。
在我主持偃师商城工作期间，重要发掘项目有：大城北城墙的发掘、大城东城墙的发掘、大城西二城门的重新揭露、小城北城墙的发掘、小城东城墙的发掘、宫城中西部宫殿基址的发掘、宫城北部祭祀遗址的发掘、宫城北端池苑遗址的发掘。
原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视察偃师商城
这个时段的主要学术收获有：
关于偃师商城的文化分期。在综合新旧考古资料基础上，我们把偃师商城商文化分为三期7段，涵盖了偃师商城整个兴亡过程，且连续无间断。为有关遗迹现象的断代提供了标尺。
关于偃师商城的建造年代。对大城北城墙的发掘，首次以明确的地层依据，把偃师商城大城的建造年代卡定在很小的时间范围内，证明大城城墙的建造大体上应在偃师商城商文化第2、3段之际。大城东城墙的发掘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认识。大城西二城门的重新揭露，证明小城早于大城。对西二城门内侧墓葬资料的重新整理，证明大城的建造应是商文化第3段。小城北城墙的发掘，以可信的地层证据，推定小城至迟在商文化第2段偏早时候已经建成使用。宫城内宫殿基址排水沟内出土陶片可早到商文化第2段，证明此时宫城已经初具规模。而在宫城北部祭祀沟内发现商文化第1段遗存，说明此时宫城已经存在。如此，偃师商城应该始建于商文化第1段时候。
关于关于偃师商城的内涵与布局。确认先后建有小城、大城两重城垣，大城是在小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宫城位于小城中部，宫城的西南、东北方向各有府库建筑群。宫城的南面和西面，分布若干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应是重要宫室建筑组成部分。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城址东北部，包括铸铜、制陶等。偃师商城水利设施，除了围绕在城外的护城河之外，城内还有供排水体系的存在。给水系统主要是引自城西、灌注于宫城水池的渠道。排水则有宫城水池排水渠道和宫殿建筑下的排水渠道。
关于偃师商城的宫城布局和宫室制度。宫城内北端是以人工水池和渠道为主的池苑遗存。其南面为祭祀场，有祭祀沟、祭祀坑等。再南面是宫殿建筑。宫殿建筑答题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包括四、五、六号基址，西区包括二、三、七、八、九等基址。或许，当时已有宫庙分置、前朝后寝制度。
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城市布局、内涵、年代，我们主张它是商汤灭夏之后营建的都邑，即后人所谓西亳。与此前学者的偃师商城西亳说相比，我们在建城年代认定方面，有更加确凿、准确的依据。
关于“偃师商城为夏商界标说”的论证。我们提出以偃师商城的始建作为划分夏商文化的界标，起初是解决《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建构夏商文化框架时提出来的，后来引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成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尽管在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年代关系上、在单界标还是双界标上，学者尚有争议，但是偃师商城可以作为夏商文化的界标，学术界基本上是普遍认可的。
就我个人而言，学术上的收获还有：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统合起来研究，在夏商文化认识方面产生重大转变，即放弃了一直以来坚持的夏商文化分界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说观点，转而认为夏商文化分界，约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内，至迟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早在二里头遗址工作时，我就关注偃师商城，写过两篇与偃师商城有关的文章，但是，其出发点还是立足于二里头遗址和夏商文化分界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说。及至来到偃师商城，亲自从事发掘，亲手摩挲出土器物，从另外的角度审视问题，方才有了不同于以前的认识。
对于别人的观点，要敢于质疑；对于自己的观点，要勇于否定。
能到偃师商城工作，好幸运，好幸福。
2004年在北京就偃师商城考古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记者：您的《封顶 研究》和《商周铜爵研究》都获得了当时的全国青年优秀社科论文奖，您能谈一下当时创作这两篇论文的出发点和主旨吗？您对于类型学在考古中的应用有什么想法？
杜金鹏老师：这两篇小稿除获得全国青年优秀社科论文奖，还获得过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荣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在我的学术论文中，曾经涉猎学术理论、古史传说、历史地理、宗教艺术、夏商考古、史前考古、古代建筑、酒具与酒文化等，希望通过“杂食”丰富自己的学术视野。
写这两篇文章的初衷，是摸索器物类型学研究方法。在我的学术实践中，曾经尝试对不同的学术课题、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因此，虽然自己是从事夏商考古的，但对于史前考古也做过试探，对于文化、文物、文明等方面课题，分别进行研究。希望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层面、多角度开展。
器物类型学研究，其目的首先是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间序列。从这个意义上讲，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手段、一种工具。本身不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此外，类型学研究也可以为文物学提供支持，用于说明文物造型的变化轨迹，揭示其变化的原因。
记者：据知，您担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十年，这期间该研究室的考古科研有什么重要进展？
杜金鹏老师：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是个人才济济、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在我主持该研究室工作期间，依靠考古所党委的支持和各位同事的努力，各个考古队都取得了可喜成果：襄汾陶寺发现龙山时代城址、大型夯土建筑遗迹（许多学者认为可能与天文观测有关）；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井字形城市干道、宫城城墙、手工业作坊围垣、绿松石器作坊遗迹、随葬绿松石龙的贵族墓葬、一组宫殿建筑基址；偃师商城发现小城、商王祭祀场、王宫池苑，发掘大城和小城城墙、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发现安阳洹北商城，并发掘其一号宫殿基址；安阳殷墟发掘花园庄54号高级贵族墓、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小司空贵族家庙遗址、安钢车马坑群等；丰西遗址发现先周与西周文化的地层关系；周原遗址发掘云塘等西周宫殿建筑基址。这些考古成果对于解决一些列学术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主持人，对夏商周考古学学科建设投入大量精力。从课题设置，到人才培养，从组织活动，到成果刊布，做了不少工作。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总体目标下，采取若干措施，把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建设成了具有较强战斗力、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科研集体。创办《三代考古》，为本研究室同仁开创了一块学术园地，推动了夏商周考古学学科建设。以本研究室科研人员为主编撰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是九卷本《中国考古学》中最先出版的两卷，在学术界反映极佳。
记者：在从事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及之后，是什么促使您转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杜金鹏老师：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了。一个考古工作干的还算不错的人，掉头干上别的事，总会让人觉得唐突、不解。
我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是因为厌倦考古，而是因为太热爱考古。
2009年在淅川考察南水北调渠首
在二十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经历中，我目睹了考古遗址破坏之迅速和严重，考古遗址保护之艰难和困苦，那时就积极涉足遗址保护。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时，保护工作十分困难，效果甚微。在偃师商城时，保护工作较前大有进步，但仍不能如意。对考古人来说，丢掉了遗址就等于丢掉了饭碗，破坏了遗址就等于破坏了学科前程。为了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遗址！有谁会比考古人更珍视遗址呢？我们能指望别人来保护遗址吗？当然不能，于是，我就做这个事情了。
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本是姊妹学科。尤其是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保护，与考古学更是关系密切。以往，从事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是有不同身份界定的，真正跨学科的专家不多。这种情况限制了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对于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保护，没有考古人的全程深度参与，是做不好的。毕竟，考古遗址是他们日常耕耘的园地，出土文物是他们亲手收获的果实，对于遗址和文物的了解，无人能比。因此，考古人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行的。我自愿放下考古，挑起文化遗产保护的担子。
把研究方向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另外一个原因，缘于个人性格。我比较喜欢挑战自我，喜欢创新性的工作。在熟悉了考古学以后，希望有些新鲜的学术尝试。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放弃考古而专事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脚踏两只船，希望使两只船并肩前行。在我心中，有个更远的目标，就是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学的最终融合――“文化遗产学”。一般地，我们把考古学归为历史学范畴（理由：考古学研究的是人与社会），将来也许会有另外的归并办法。“文化遗产学”的任务主要有三项，其一，揭示文化遗产内涵、性质与价值，主要依靠考古调查、发掘、研究。此外还有古籍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其二，文化遗产本体和价值的保护、保存，主要是古迹遗址和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古籍修缮等；其三，文化遗产价值的实现、传承、发展，主要包括古迹遗址和文物的展示、利用，古籍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推陈出新等。可见，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科是文化遗产学的基本支柱。
2005年访问平成京遗址
记者：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个人或者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过的文保项目吗？您对多学科合作及公众参与其中有什么想法？
杜金鹏老师：在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我承担过的文保项目主要有：主持制定《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方案》、《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规划及第一期工程实施方案》、《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规划第二期工程实施方案》、《安阳殷墟保护展示方案》，参与制定《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规划》等。文保中心成立以来，我主持的文保项目主要有：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参与推荐“百处大遗址”名单、参与制定《百处大遗址保护纲要》；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制定《偃师二里头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偃师二里头遗址保护详细规划》、《偃师商城遗址保护方案》、《隋唐洛阳城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等；与王巍先生共同主持《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中国社会》项目。本中心的其他文保项目还有：承担多家科研、文博单位的文物修复任务；承担多家考古单位的考古现场文物起取保护、遗址保护和实验室发掘任务；承担国家科委、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支撑项目”之“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考古移动实验室研发”课题；承担我院“国情调研”课题“大遗址保护的历史与现状调研”，完成对殷墟等6处大遗址的调研工作；承担我院国情考察活动“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完成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考察、西南地区（川、黔、渝）文化遗产保护考察、东南地区（福建、浙江）文化遗产保护考察；与清华大学合作承担科技部“指南针计划”之“古代人居环境研究预研究”课题。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多视角多层面研究，是本学科的突出特色。它至少涉及人文、社科、理工等诸领域的考古、文物、环境、景观、规划、建筑、信息、物理、化学、生物、艺术等学科。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是历史的必然、事业的基础，应该大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把公众吸引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虽然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政府行为，但是公众行为应该日益加强。近年来，我致力于公众教育，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热爱文物。我支持考古发掘工地向公众开放，希望将来我们的考古工地上出现“考古义工”。
记者：目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的参与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考古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考古出身的学者应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担任何种角色，负有什么责任？您认为中国目前大遗址保护或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杜金鹏老师：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地方政府看重经济效益，这是事实。如何看待？我觉得应有个正确的态度。首先，追求经济效益，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应是排斥选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目的，也包含着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其次，牢记文化遗产是全民资产，不是文物考古界的“私产”。任何国民、首先是当地居民，有权利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获取实际利益。另外，还要换位思考。目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国家还不能做到“全包全揽”，地方政府也需有所投入，让遗产地自我造血也是一种办法。当然，对于文化遗产的任何利用都必须确保文化遗产自身的安全，这是个红线不能逾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考古人能做的，除了理解，就是要积极宣传，积极疏导，把好学术关口，守护好阵地。真正解决这种矛盾的出路，在于尽快制定有关文化遗产利用的法规，加大国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投入，把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挂钩，改革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
考古工作者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古迹遗址的保护中，承担着多重责任。第一，要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做出阐释――调查、发掘、整理、研究；第二，要适时、妥善保护文化遗产――修复、保护；第三，要向社会介绍文化遗产――宣传、教育。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考古人应该积极支持，踊跃参与，献计献策，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的大遗址数量多，种类杂，分布广，危机重，保护难度大。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但目前势头良好。国家对于大遗址保护空前重视，启动了大遗址保护工程，大遗址保护在全国已蔚然成风。但是，大遗址保护在理论思想、政策法规、组织领导、管理体制等方面，均有准备不足的缺憾，目前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这必然导致一些不足和失误。
记者：近年来很多高校和中国社科院都相继开设了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您对这个新兴学科的建设有什么想法，对学习这个专业的青年学生有什么建议？
杜金鹏老师：文化遗产保护是个新兴学科，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必将为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之人才培养、理论创建、技术发展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的设想是，将来会建成“文化遗产学”，它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文化遗产内涵与价值阐释――包括古迹遗址的调查、发掘、研究，古籍整理，民间艺术和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二，文化遗产价值保护――古迹遗址和文物的保护、修复，古籍修缮与复制，民间艺术和工艺的保存；三，文化遗产价值传承――古迹遗址和文物古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推陈出新。大体上涵盖了考古学、文物学、文化遗产保护学、博物馆学、古籍文献学、民间艺术学等。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学、博物馆学是其三大支柱。
值此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方兴未艾之际，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青年学子，占得了学术先机，是个富有前瞻性的选择。在这个领域，广阔的原野任君驰骋，人才的匮乏，任务的繁多，会给有志于该专业的朋友以无限机会。但望进入该领域的青年朋友，脚踏实地，刻苦钻研，拓宽视野，夯实基础，将来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建功立业。
记者：您做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任，对中心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有什么想法？
杜金鹏老师：本中心的宗旨是利用本研究所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资源和交流网络，建立一个考古发掘、遗产保护、综合研究、开发利用等多方面互动交流的研究平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目标是建成全国最具实力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权威机构――建设中国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遗址保护领域重要的思想库和信息库；成为中国遗址保护领域较权威的专家库和咨询机构；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较有特色的综合型研究和培训基地。主要任务是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指导和配合古代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承担实验室考古发掘任务、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出土文物修复和保护工程，进行中外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交流、培训等。
我们的近期目标是，基本完成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整合，走出一条以考古发掘与研究为基础、遗址和文物保护相配套、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新道路。初步建成满足基本科研需要的实验室、工作室。进一步优化科研队伍，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使之成为国内一流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