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记者：胡谦盈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大家都知道您在青年时代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寅恪、岑仲勉、容庚、刘节等知名学者，特别是受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最深。那么，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的高材生，您又是如何走向考古的道路的？您能谈谈您当时初学考古的经历吗？
胡谦盈先生（以下简称胡先生）：我1930年生于广东省恩平市下绵湖村，1949年夏广州市立一中高中部毕业后考取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历史学系，后转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于1953年夏毕业。当时任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商承祚老师要我到该会工作，后因国家从1953年起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而作罢。最初，组织上分配我到北京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来调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与我希望拜罗尔纲先生为师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意愿相符，心里十分高兴。但到文津街3号中国科学院学习半个月后，院部把我从近代史研究所调整到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我表态服从组织分配，但思想不通。当时负责学习和分配工作的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郁文同志对我说：“你做到服从分配就行了，思想可以慢慢地通”。就这样，我和云南大学毕业生赵学谦一起跟随考古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徐捷同志到了考古所。后来我和赵学谦成为最亲密的挚友。
所里安排我和赵学谦在马市大街商周研究室一座四合院内办公。当时全室只有徐旭生、郭宝钧和陈梦家三位专家以及王伯洪、陈公柔、周永珍等6人，工作环境十分幽静。到所上班的第二天上午，郑振铎所长便到办公室看望我们二人，十分亲切地问寒问暖和鼓励我们好好工作和学习。国庆前夕，夏鼐副所长从田野考古回京，没有回家脱下带着泥巴的劳动布工作服便到办公室看望赵学谦和我。夏先生进入办公室时，我们误以为是新来所的环卫工人，没有站立起来迎接，后经先生自我介绍后，我们二人惊呆了，立即离开座椅站立起来向先生作90度鞠躬敬礼，以表示没有出门迎接向先生道歉。夏先生满脸笑容地操着浓厚的温州方言说，没有什么关系，接着向我们二人打听他两位老朋友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方国儒的近况。最后，先生引身说法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听说把你从近代史研究所调整到考古研究所来不愿意，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也是喜欢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后来到英国留学攻读考古学，现在变成一个考古迷。一个人的爱好和志趣随着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会发生变化的，你已经来到考古所就要安心下来，今后只要好好学习和工作，我相信你很快也会‘迷’上考古这一行的。”聆听先生的一席话，我深受教育并铭刻在心，后来通过多年奋博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锻炼，渐渐变成一名热爱和醉心通过田野考古解决学术问题的“小兵”。
一个星期后，所领导安排我拜陈梦家先生为师，赵学谦拜郭宝钧先生为师。我们二人的办公室，与两位导师的办公室位置相邻。导师对我们既热情教育培养，又十分严格要求，在工作上做到手把手地教；在学习上除开列详细读书内容书单外，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以及耐心地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面试我们的学习心得，所以我们二人十分努力工作和学习，每天在办公室度过11～12个小时。到1954年3月出差做田野工作时，我们除帮助导师誊清不少书稿以外，还把导师开列的阅读书籍细读了两遍。但由于缺乏田野考古实践，阅读考古著作时似懂非懂，对何谓“生土”、“熟土”、“文化层”和“二层台”等名词的含义不理解，听了郭宝钧先生的详细解释也不甚明白，后来到发掘现场见到遗存实物时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给我印象极深，在思想上初步领悟到考古学研究离不开田野科学实践的道理。
本站记者：看来您确实是跟考古有缘。我们都知道田野发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任何一次考古发掘都是考古学家对历史的全新体验，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它绵延至今大约是200多年，传入中国不到90年，而您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从迈入考古学的门槛到现在，已有近六十个春秋，经历过十余处遗址的田野发掘，您的经历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宝贵财富，尤其那些在文献上看不到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和感受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您能就此谈谈您的经历吗？
胡先生：好，我从事考古学研究是“半路出家”，1954～1957年是我跻身于考古队列边干边学时期。四年中，每年我都有10～11个月时间奋博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其中还有两年的夏天和冬天过着十分艰苦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生活，而且在洛阳中州路发掘墓葬时还多次遇到墓穴塌方压伤人的惊险情景，从而养成个人在田野考古研究中不怕累、不怕苦、不怕牺牲的顽强工作意志和风格。
1954年3～8月是我初次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在本所陕西考古队石兴邦队长的带领下到西安丰镐地区做考古调查和发掘。石队长是考古学大师夏鼐先生的高足，并得到夏先生的真传，擅长田野考古学，在调查和发掘中观察和研究问题全面而深入，考古方法和操作技能熟练而高明，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考古研究中做到态度严肃认真、工作细致和亲自动手。例如在镐京遗址的普渡村发掘西周墓葬时，队长手把手地教我和北京大学实习同学杨建芳找墓口以及清理墓穴四壁上的泥土和墓底“二层台”上的随葬器物。葬具木棺和墓主人的骨骼都已腐朽成灰末，我们三人花了数天时间轮流趴在墓底地面上用手铲和竹签一点一点地剔去木棺灰上和人骨灰上面的泥土，以还原木棺的基本轮廓和墓主人的葬式姿态，以及绘制墓葬平面图和剖面图。队长说他从事田野考古做到态度严肃认真、工作细致和亲自动手的优良研究学风，是跟随夏鼐先生在河南省辉县等地做调查发掘工作时学到的。我本人通过这次调查发掘工作的实践和锻炼，不仅初步学会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学会从事田野考古要有态度严肃认真、工作细致和亲自动手的优良研究学风。上述科学严谨的田野考古研究学风，后来成为我本人在考古实践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和信条。可以这样说，石队长是我沿着考古学大师夏鼐先生研究路线步入田野考古殿堂的带路人。
4月底，石队长受西北文物清理队之请，派我到宝鸡市李家崖主持墓葬的发掘。参加工作的有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刘士莪、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建芳、俞伟超和西北文物清理队两位技工同志共6人。四位年轻人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相处十分融洽，遇事大家一起商量着办，所以工作十分顺利，到6月初旬便完成发掘任务。后来我们四人成为挚友。
这次工作遇到一件事，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和难以忘怀。在8号战国洞室墓内发现“铲形袋足陶鬲”，说明过去有人把它视为年代最早的“原始鬲”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发现引起我对田野考古的极大兴趣和爱好，进一步领悟考古发现离不开田野科学实践的道理。
从1954年8月～1957年的三年半时间内，我先后参加本所（也是全国性的）三个重点发掘项目――洛阳中州路两周墓葬、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周都丰、镐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其中受队长之托，先后主持1955年夏镐京地区斗门镇南地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和1957年秋冬丰邑遗址张家坡村东的大规模发掘。在此期间我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各个发掘队里任辅导员，辅导本所来队工作的见习员、研究实习员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5年和1956年两届毕业生来队实习的部分同学做考古发掘工作。这份差事并不轻松，白天我在发掘现场走来走去忙个不停，轮番从各位被辅导者负责的探方或墓穴里爬上爬下，手把手地教他们做好发掘以及绘制各种遗迹图；晚上要审阅和修改被辅导者的考古日记；他们发掘完探方、墓葬及其它遗迹后，要审阅和修改其发掘记录草稿，合格后再在正式记录本上誊清，所以，每天我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以上。我这样做虽然感到十分劳累，但结果却大大深化个人对白天考古发现的认识和记忆，从而在业务上获得迅速进步和提高。从那时开始，我便养成写考古日记和用小本绘遗迹、器物图以及拓铜器花纹、铭文、瓦当拓片的习惯，一生积累这方面的资料重达数公斤。
这时期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和吴汝祚合作在《考古通讯》1955年2期上发表了《宝鸡和西安附近考古发掘》一文，在《考古通讯》1956年3期上发表了《关于“殷人墓“的商榷》一文。
1958年，我开始承担课题任务，独立工作，先后任山西队、安阳队、丰镐队和泾渭队的队长职务。从1958～1990年我退休时共32年，除去不能做工作的“十年浩劫”时间外是22年，其中我奋博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时间长达17年之久，考古足迹达及黄河、长江，在工作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内有多项是学术原创性成果。
1958年春我担任新建立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山西分队队长职务，带领19位同志到晋南地区开辟研究新基地。我们于5月2日离京，6日上午八时便开始发掘永济县东庄村遗址。在新地区建立一个研究基地只用3天时间，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得到所里的赞扬。我集中全队同志在东庄村发掘的原因，是考虑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发掘两处以上遗址的条件不成熟；另一个因素是我从调查资料中发现东庄村仰韶文化既具有半坡类型的因素，又具有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是探讨和研究仰韶文化发展规律不可多得的一处重要遗址。后来东庄村遗址的仰韶文化被公认是一种新文化遗存，属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的过渡期遗存――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遗存。
1958年下半年，由尹达所长兼任队长，胡谦盈、魏树 任副队长，安阳队前往殷墟进行发掘。安阳队住在王峪口村是个小村子，有三分之一队员没有房子住，也没有厨房和放置发掘资料的仓库，我便发动大家并带头动手建造草顶泥巴墙房屋解决住宿和做饭等问题，此事到年终汇报田野考古工作时得到领导的表扬。我当时是按照夏鼐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计划建筑安阳工作站地段内开探方发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在殷墟恢复居址发掘工作。发掘队人员多，工作规模大，同时开掘40多个5米×5米的探方，其中有一个探方掘至2米深时出土了一件朽腐不辨形制的铁器，被认为是“重大发现”。后来我经过深入研究，发现铁器出自“天花粉植物”的洞穴里。不久，胡秉华的探方掘至3米深时也在“天花粉植物”洞穴里出土了一件朽腐不辨器形的小铁器，这样，商代已有“铁器”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但不知怎么搞的，“殷墟出铁器”的事后来传到郭沫若院长那里，经所里多次作解释，郭院长才打消著文谈殷代已有铁器的事。我从这件事中深深体会到，田野发掘务必做到准确无误和实事求是，否则不仅会闹笑话，而且在学术上还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
1959-1963年，我大部分时间从事丰、镐二京都址的位置、范围和中心区及相关遗存的勘测与发掘研究，并取得预期的丰硕成果，获得三项突破和发表了三篇有新意的论著。
我在考古中取得上述研究成果之后，下一步打算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有关文化遗存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最后还原丰、镐两京都城的基本面貌。后因故搁置。1973年我在故宫慈宁宫文物展览会（专供外宾参观项目）工作数个月。1975年参加关中地区西部的考古调查。
1976～1977年，我参加本所河南二队在豫东地区的调查和发掘。考古调查范围达及周口、开封地区以及豫东和鲁南接壤地带，历时数十天，行程近千里，踏查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古文化遗址和墓地100多处。另外，我受队长之托，协助商丘地区文管会在该地区做文物、遗址普查工作还主持了永城县黑孤堆遗址和柘城县孟庄遗址的发掘。在发掘遗址后期，我因牙病引起右腮帮子红肿，地区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曾多次劝说住院治疗。但我考虑到参加发掘人员都是地方文物干部，又是初次参加遗址发掘工作，人人学习和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担心个人离开工地后影响发掘工作质量以及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所以一直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结束遗址的发掘。随后，我们转入室内进行资料整理研究，以及完成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从发掘到写出遗址报告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是一次工作效率极高的考古研究工作，队长对此感到满意。回到北京后，我的牙病由发炎发展到化脓，右腮帮子由红肿导致脸部穿孔，最后留下一个明显的圆形凹坑伤疤。
1977年夏河南孟庄遗址发掘
本站记者：周文化尤其丰镐遗址的研究一直都是您主攻的方向和课题，您的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极大推动了相关课题的深入开展，特别是《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查――兼论周都丰、镐位置》一文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有方法论和理念上的重要意义，请问您是如何从考古实践中领悟探索出这套方法的呢？您对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又是如何认识的？
胡先生：1959年3月，我任丰镐考古队队长，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特别是吸取个人自1954年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勘测丰、镐二京遗址及相关问题。到1963年，便在考古中获得三项突破以及发表有新意的三篇论著。
三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是：
1.利用地层探查方法，弄清了与丰、镐两京有关的古代水道――丰水、镐水、镐池、彪池和汉、唐时期昆明池的具体流向、位置和范围等水文地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踏查、钻探和发掘，考证出丰京遗址在今沣河中游西岸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和西王村一带，面积约6平方公里，西周宫室区在马王村村北。镐京遗址在沣河中游东岸的洛水村、普渡村和斗门镇一带，残存面积约4平方公里，西周宫室区在洛水村一带。
2.运用地层学分期断代理论和方法，根据白家庄和洛水村两地的西周文化层堆积与内涵，提出了周文化发展三期说，为丰、镐地区西周文化的研究揭开了序幕。这项成果，后来成为西周居址周文化分期断代的标尺。
3.在客省庄村南发现西周和先周两种不同遗存的叠压地层，首次把西周和先周两种文化区分开来，为探索先周文化提出了依据和线索，这在考古学上是个重大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开展周人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与先周历史的考古研究，是上述发掘工作的继续和延伸。
三篇有新意的论著是《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查――兼论周都丰、镐位置》，《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读后》。
2008年我完成《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一书的写作，对75年来都址的考古工作做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和评论，认为发掘研究中的最主要失误是没有根据复原都址形制的要求做工作。
本站记者：与周文化研究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先周文化”探索的问题。据我们所知，您是较早呼吁从考古学上探索“先周文化”的学者之一，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科研计划。时至今日，这一课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成为相关领域的前沿、热点。您能谈谈您当时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并付诸行动的？而且，您主持的泾渭队先后发掘了常山、徐家碾、碾子坡等重要遗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请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学术思考？这些遗址的发掘具体过程如何？
胡先生：1978年，我提出的“先周文化探索与研究”课题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计划。后由我负责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队”，专职进行这一工作。1978～1986年我队在泾渭地区进行调查和发掘，得到国家文物局及地方各部门的大力帮助。只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就在地貌复杂的广大泾、渭地区完成了调查任务，行程数千里，踏查古文化遗址或墓地数百处，采集到大量文物资料，从而对各种不同文化遗存特别是先周文化遗存的分布及规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初步了解和认识。
我队的工作任务是探索和研究周人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但也不忽视和放弃随手可得的考古新发现。所以，我们在重点大规模发掘南 碾子坡先周文化居址和墓地之前，选择常山遗址和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为典型进行了发掘，而且在学术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1.常山遗址
我们在调查中以及在各县博物馆里看到大量的文物资料，发现渭河和泾河的上游地区分布有一种史前新文化遗存，故在1979年10月选择陇东镇原县常山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中的下层堆积是较为单纯而颇具特征的文化类型，故命名为常山下层文化。它有一组典型的文化类型品，既含仰韶文化的传统余韵（红陶和彩陶），又有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一些特征，还有相当数量的西北早期铜器文化中特有的双大耳罐、单大耳罐器类，聚合而成一个颇具特征的融合性的文化共同体。常山下层文化是仰韶文化在该地区发展的晚期阶段，向下演化为齐家文化。这是对过去把齐家文化视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继续的补充和纠正，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系列提供了新的看法和证据。不久，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张学正、郎树德等在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常山下层文化遗存。他们还以十分丰富的发掘资料，论证和说明过去有人错误地利用调查采集陶器、陶片命名的“石岭下类型文化”，纯属一种不谨慎的说法和偌大的误会。这样，主张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编年是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说法，也就难以自圆其说和成立了。
常山遗址留影
2.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
1978年，我们在泾渭地区调查中发现过去称之为“安国式陶器”或称“安国文化”，实际上是属于寺洼文化晚期遗存。为了进一步验证和充实我们上述学术见识的论据，1980年春季我队发掘了陇东地区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挖掘出104座墓并出土了大量遗存。充分说明所谓“安国文化”实际上是属于寺洼文化晚期遗存的说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很快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同。
再有，我认为发掘墓葬的目的并非是 “探宝”或猎取“古董精品”，它的学术目的是探讨和揭示其埋葬习俗及其思想信仰内涵。而一种埋葬习俗和制度的文化内容异常丰富，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不同方面的文化遗存及其思想信仰特征：一是具体墓葬的形制特征――即墓穴构造、葬具、葬式、随葬器皿放置（包括殉人、殉动物和祭肉等），以及随葬器物的种类、形制及器皿组合，等等。二是一个特定人群聚葬在一起的所谓茔地与年代相应居住地的关系，茔地的地理位置选择，墓葬方向的特点，茔区墓葬的分布、分群和墓葬组合等。上述两类不同文化遗存资料，如果缺少其中一种（墓葬形制和茔地形制两种不同文化遗存资料之一种）就无法复原和阐明当时人们的埋葬习俗及其思想信仰问题。我国迄今发表的古代墓葬发掘报告，里面往往只有墓葬形制方面的遗存资料，缺少茔地形制方面的遗存资料，因之无法还原和说明其埋葬习俗、制度及其思想信仰问题。这次我们在徐家碾发掘研究寺洼文化墓葬，严格地遵循前述科学理论和方法做工作，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弄清楚并掌握了墓葬形制和茔地形制两种不同文化遗存资料。关于徐家碾寺洼文化晚期居民的埋葬习俗及其思想信仰问题，我在《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考古学专刊中有详细而具体的介绍和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掘研究，为古代墓葬发掘升华到史学高度做工作开了先河，以及树立了一个范例。
1980年秋～1986年，我根据前述考古理论和方法对南 碾子坡遗址中的先周早期、晚期和西周三个不同年代的墓地继续了发掘与研究，在工作实践中也同样获得了成功。关于碾子坡先周早期、晚期和西周三个不同时期周人埋葬习俗内涵及其演变情况，我在《南 州・碾子坡》（《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考古学专刊》）一书中已有详细而具体的介绍和说明，在此不再重复。也就是说，我提出从史学高度进行发掘研究古代墓葬以还原其居民的埋葬习俗、制度及其思想信仰问题，不仅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而且也是可操作和实现的。
3.南 碾子坡先周文化居址和墓葬
前面已有说明，我探索和研究周人迁岐以前的文化遗存及还原其相应历史，是过去进行西周文化和年代较晚的先周文化的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延伸。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踏查调查，我发现泾河上游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周先王古公 父迁都岐邑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特别是文献记载中的周先王“公刘居 ”（俗称南 ）地区，不仅发现先周文化遗址的数量多，而且遗址的面积往往比较大，文化内涵异常丰富。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考古队于1959年调查时发现的，后来常有考古工作者到达遗址调查，因历次调查都没有发表工作报告，其考古收获不详。1979年我队对遗址进行了深入复查，发现它是周人迁都岐邑以前的一处重要居住址和葬地，因此从1980年秋～1986年对它进行连续11个季度的大规模发掘研究。1989～1993年对发掘资料进行了整理。1996年完成《南 州・碾子坡》田野考古学专刊一书的写作，2007年出版。
碾子坡遗址发掘
碾子坡遗址包含多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堆积。其中，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晚期遗存为最早；年代较晚的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再晚依次为先周文化、西周文化、东周文化。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属于先周遗存，碾子坡是迄今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最为丰富以及对其文化面貌内涵了解最全面的一个先周文化遗址，确立了它在夏商周考古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碾子坡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是此地的先周居民进行各类日常活动遗留下来的，是他们在经济、政治、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过往历史的一种具体反映，同时也是周人居 时期社会面貌的一个缩影。总之，碾子坡发掘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学术意义。发掘提供的研究成果把先周文化和周人信史以及商、周关系史的年代提早了100多年，同时也为今后探索年代更早的先周遗存及周人信史奠定了基础。所以，碾子坡先周文化居址和葬地的发现和发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的重视。
碾子坡遗址发掘时观看陶片
本站记者：熟悉您的人都知道，除了周文化及先周时期文化的研究，您在仰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土洞穴基址等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您能谈谈您在两个庞大的课题之外是如何进行其它方面的研究的吗？
胡先生：我过去在丰、镐遗址等地发掘的窑洞遗构，窑顶或遗构上部均遭破坏，具体结构不清楚。1975年秋在岐山县周公庙一带调查时，在一个露头见到一座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窑洞居室，这样，我对窑洞结构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和认识。1976～1985年，在甘肃、陕西和山西等省先后发现很多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性质的窑洞遗构及聚落遗址。至此，我花费31年时间收集古文化窑洞研究素材基本完成。1985年冬，苏秉琦老先生为他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向我约稿，我和张孝光合作写了《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其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一文，作为古代建筑史的拾遗。换一句话来说，过去建筑史中只有地面建筑而无地下建筑，而窑洞居室是属于地下建筑，所以拙文补充和丰富了我国古代建筑史的面貌内涵。
至于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遗存、常山下层文化和寺洼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前面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撰写.《南 州・碾子坡》专刊工作照
本站记者：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而您的考古生涯也近60年。您不光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见证人，更是重要的直接参与者。对如何继承前人的优良学术传统，开展考古学研究，您有过许多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很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经验与感想。
胡先生：科普（包括资料的整理汇编或综述）、教学工作的特点是传授已知知识，而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创新是产生实现尚不存在的科学新知识，已经知道的事情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科学工作者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明确和坚持以下原则立场和思路：
1.科学的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不接受任何未经实验检验的理论和立说，也不承认有绝对完成了的科学知识。由于科学认识的阶段性和局限性，理论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深化和修正。即使是那些已被证明比较成熟的理论，也不应成为束缚自己思想的教条，而应作为进一步探索研究的指南和起点。它们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指示寻求真理道路的里程碑。科学中内在的这种批判精神，正是促使科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使其区别于非科学、伪科学的本质特征。
2.科学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要求人们对一切现象和事物保持独立思考，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将它们置于科学理论的审查之下。要求人们立足于已有知识包括理论在内，既坚持又发展，大胆地提出新问题、新立说，并付诸严格的规范的实验检验。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科学的创新使科学家不唯书、不唯上，不屈服于外来压力和长官意志，也不迷信任何权威和既有理论，始终保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自由的学术思想”
考古研究是一门科学，它的本质也在创新。而考古研究工作中的创新，我认为不是在考古实践中碰到和拾获什么惊人的珍品和“宝贝”，也不是追求撰写一部洋洋数万言的发掘专刊，而是揭示和解决不清楚的历史问题或考古学上的问题，尤其是属于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性的问题。这是衡量考古学家在学术上有无建树以及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
古代文化遗址和墓地是“无字的地书”，考古新发现及成果是通过野外调查和发掘的科学研究实践取得的，所谓“立说”不过是用文字表达成果而已。若田野调查和发掘的科学实践无收获，没有取得解决问题的证据，著作者虽有“李白、杜甫之文采”也无济于事。由是说明，考古学的生长点和学术生命力在于田野考古学实践，所以考古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合格和出色的野外考古学家，才有可能在考古实践中有真实的发现和创新，以及在学术上建立起切合实际的科学立说。
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跻身考古队列之时起，即奋博于田野工作第一线。基于考古工作的特性及其广泛的涉及层面，我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次机遇，参加各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发掘研究实践，上自仰韶文化，下及汉、唐遗存，皆有所涉及，但我主要开拓园地是周文化领域。开始醉心于丰、镐二京故址宝藏的寻寻觅觅，继而转到周文化渊源即先周文化与先周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数十载躬耕不辍，终致丰获，在周文化研究阵地上，卓然树一家之帜。
我在漫长的考古研究征途中，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作风，不尚“捕风捉影”之类空谈。田野调查和发掘力求做到准确无误和实事求是，著书立说坚持遵循认识来源于实践和铁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以解决学术上重要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上既注意宏观，又十分重视微观，也就是坚持遵循宏观理论分析和微观实证相结合说明问题，从而在多个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是探索丰镐都址、先周文化与先周历史、常山下层文化、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遗存、以及黄土地区窑洞居室文化等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此外对寺洼文化的研究比前人的认识深入一步。对考古学方法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具有独到见解。在研究中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从严格的论证和实证材料出发，修正已有理论的不适用性和学术局限，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形成创新性的概念，如（1）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功能及其范围的论述。（2）针对把田野考古实践视为纯属收集文化资料行为的错误观点及其工作方法，大力提倡考古调查和发掘务必要从史学高度做工作。（3）发掘古代遗址或墓葬要有全局观点和史学观点，也就是把问题升华到学术高度做工作，如发掘遗址不仅要弄清楚各种遗迹的面貌特征、年代及其层位关系等等，它的学术目的是探讨和复原其聚落形态或都城形制。发掘墓葬的目的并非“探宝”或猎取“古董精品”；或者限于对墓葬形制资料进行分期断代及遗存分类研究，它的学术目的是探讨和复原墓地中的居民埋葬习俗、制度及其思想信仰内涵。（4）对夏鼐考古学文化命名定义作了补充和完善，等等。
本站记者：您在70岁以后连续出版了五部专著，其中有三部是退休后的新作，您勤奋拼搏的精神使我们很受鼓舞，在采访的最后，能对年轻学者讲几句话吗？
胡先生：这让我想起有一次苏秉琦先生和我议论考古学研究问题，先生颇有感触地对我说：“人生数十个春秋，其中有1/2或稍多一点时间做野外考古工作，一辈子充其量只发掘几个古代文化遗址，……。”这是苏老先生考古经历的肺腑之谈。我理解其含义是说，考古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出成果的时间周期长，即发掘一个遗址和完成一个考古项目，哪怕是一个小课题，并非轻而易举地一跃而蹴，它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甚至较长的时间埋头钻研和艰苦创业（按：“文献考古学家”著文或利用他人调查发掘成果“编写考古报告者”是例外）。所以考古学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仅应具有不怕累、不怕苦的顽强意志和毅力，而且还应该具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长期安心坐冷板凳”做学问的精神，才有可能完成发掘研究任务以及获得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从前面的介绍可见，我一生只参加约10个文化遗址或墓地的发掘。其中考证出丰镐周都的位置、范围及其中心区，从1954-1963年我整整经历了10个年头。完成南 碾子坡先周文化居址和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从1978年调查遗址到1996年写出《南 州・碾子坡》考古学专刊一书，我经历了19个春秋。两个考古项目的时间是10年加19年共29个年头，占据我在职37年时间的一大半。而且丰镐都城和周人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两个课题的研究，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大量工作还有待后来者去努力耕耘和艰苦创业。总之，考古学家一生只能挖几个遗址，年轻人切记珍惜人生的宝贵工作时间。再有人生数十个春秋，官衔、“名誉”和金钱无疑是学者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科研成果及立说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在人类社会留下印记而没有虚度人生。那些名、实不符的人和事，迟早会被历史唾弃。
本站记者：谢谢胡先生！
胡谦盈先生考古学专著：
1.《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1.《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主编兼主要作者），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3.《南 州・碾子坡》（《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考古学专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7年。
4.《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5.《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