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王巍：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然科学是需要一系列的公式和定理，并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来证明或发现一个新的元素、新的定理或公式。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一样，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指导思想决定着学科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指导思想往往会导致整个学科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是一个方向问题，立场问题，但同时也是学科发展所必须的，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从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所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悟出来的真理。
记者：请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考古学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面所走过的历程。
王巍：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复原历史作为自己的宗旨。复原历史，就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这是每一个历史学者都不能回避的立场和原则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者一直努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较早地注意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私有制的出现、聚落内部居住址的分布状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以及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等方面的研究，较有意识地开展了中国史前文化来源的研究等等。然而，应当承认，在如何正确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中，往往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片面地、教条地理解和机械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观点，以中国的考古资料来为经典作家的某种观点做注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代替本学科的理论，影响了考古学学科的理论建构，也影响了考古研究的科学性，不免令人想起“削足适履”的寓言。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导致公众和学术界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产生怀疑和动摇，西方史学观点包括一些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乘虚而入，在我国史学界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学术界的各种思潮、理论涌入中国，是否对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来了冲击？
王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冲破了束缚。国外的各种理论观点被介绍到国内，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各种学术流派应运而生。学者们的思想也活跃多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和理论的多元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下面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是否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些学者认为，不应当给马克思主义以特殊的地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理论摆在平等的地位，使其相互竞争，优胜劣汰。还有些人虽然不明确说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思想深处，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有些人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某些个别观点与新的发现不尽相符，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产生怀疑，甚至彻底的否定。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中国考古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在考古学研究的全过程中加以坚持和贯彻。
记者：为什么中国考古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呢？
王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观察世界，研究事物的方法论。其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精神和意识又具有反作用的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不断运动并发展变化的观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都是我们从事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中所必须遵循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已经并继续被大量事实证明是最有效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宝库，也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宝库，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原理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实践之中，会终生受益。
记者：一般认为，考古学是最实的，与现实、与政治关系最远的人文科学学科，您是如何看的呢？
王巍：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研究古代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的学问，被认为是离现实生活最远、与政治关系最不密切的人文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古学又是最需要科学的方法论的学科。考古学的资料是古代的人们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但是，这些实物是不会说话的，除了少量文字资料之外，绝大多数考古资料是需要考古学家透过这些实物来对当时的人们的意识观念、生活习俗、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就像是在翻译一部无字天书。翻译是否准确，解释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往往没有方法来进行检验，常常对同一个考古现象，不同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是否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成为决定其解释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实际的关键。就像是要解一个唯一解的数学难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解法，但是如果方法不当，思路不正确，就根本解不了。因此，我认为，中国考古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一句口号，不是政治的辞藻，而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任何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就像是航行在大海中的轮船上的罗盘，离开了它船就会迷失方向。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一百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了，对此，您怎么看？
王巍：诚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产生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当时所掌握的资料和科学发展的程度，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当时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需要由实践检验和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既然是科学的方法论，它的科学性不断地被科学研究所证明，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他们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资料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当时所依据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与历史的资料。因此，对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观点，尤其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和实际资料的检验，有些需要运用新的资料去丰富和发展。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观点；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观点等，都经过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其正确性是不容质疑的。另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方法论的宝库。如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的、相互联系并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有内因和外因的作用，而内因即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的观点；事物的变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观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等等，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值得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体会和坚持的。可以说，谁掌握了这些，谁就少犯错误，谁就会在研究中保持科学性，从而最容易接近真理。总之，马克思主义现在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
关于中国考古学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句话，每个观点。即便在当今的欧美考古学界，马克思主义也仍然被认为是研究社会最为有效的理论之一，并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记者：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呢？
王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就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几十年来，我们犯了相当多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也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自己还没有觉悟，还口口声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能够倒背如流，但是，是否理解了其本质和精髓，却另当别论。对于很多观点，往往存在教条式的理解。如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把生产工具的变革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绝对化，对夏商西周时期金属工具并没有在生产领域取代石器的事实视而不见，在解释当时社会发展的原因时，总要把金属工具的使用放在首要位置。实际上，生产力的发展除了生产工具的进步之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两者的进步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例如，自汉代直至近代，我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在这两千年期间没有进步。恰恰相反，我们的先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使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产量也显著地提高。
记者：如何理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王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与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不断地发展、充实、完善，反过来去指导新的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也理所当然地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那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句话，每个论断都奉若神明，不允许有些许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他们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和理论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原则，实际上是使马克思主义脱离现实实际，也使其丧失了生命力。就好像硬要将一眼上好的泉水封闭起来，断其水源，实际上使其丧失了活力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的研究。然而，由于是在一百多年前进行的研究，当时的资料极其有限。根据这些有限的资料所得出来的一些观点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特别是由于各国的历史发展各有其特点，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总结出来的观点不一定都适合于其他地区。例如，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雅典、罗马和日耳曼）绝不是国家起源的所有模式，起码中国的国家起源的道路就与其不同。还有，几大古代文明的特点、发展道路都各不相同。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记者：您如何看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吸收借鉴其他理论的关系？
王巍：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排斥借鉴和吸收国际考古学乃至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各种流派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只要是有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我们都要学习和吸收，以此来丰富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园地，促进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其应当占有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与我们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国外考古学界的理论与方法，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理解、充实、发展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