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望平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的才女。上世纪80年代，她发表《史前陶 初论》、《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和《“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三篇经典论文，引无数学者竞折腰。《禹贡》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研究，尤其立意高远、大气磅礴，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文献中的早期中国之间搭建了桥梁。上世纪90年代，中华文明起源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焦点，邵先生以对自己家乡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系统研究，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经典理论的深刻体悟和应用，对“贪欲”在文明化进程中作用的强调，独领风骚。我1993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邵先生是授课导师之一，得以初聆先生教诲。1996年，我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与先生同在史前考古研究室。但先生不久即退休，接触反不如读书期间多。2007年到2008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反倒有了向归隐于波士顿大学旁公寓的邵先生求学问道的机会。《南方文物》知道了这段因缘，邀我对邵先生作一访谈。先生本已归于平淡，偶尔教授中文，在博客上发些忆旧的散文，但为《南方文物》的盛情所感，欣然接受访谈。先生网名“青裙姥姥”，让人想起《短歌行》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先生精彩的学术人生，确是令我辈后学悠然神往，沉吟回味。（李新伟）
李：邵老师，您是从事考古田野工作、研究工作和教书育人逾五十年的女学人，提出了很多至今还能激发我们思想火花的见解。我受《南方文物》的委托，向您做一次访谈，给大家一个分享您学术生涯中的酸甜苦辣的机会。可否先向读者简要地介绍你的学术旅程。
邵： 1954年我从济南二中毕业，很幸运，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学年又力争学了考古专业，当时觉得考古有点神秘；听说中国到处都有古，一锄头下去可能就会有所“发现”，富有刺激、诱惑力；还可以到各地去多见世面，发思古之幽情。既没想过野外考古的艰苦，更谈不上什么担当与远大抱负，只不过是少年狂想而已。我们直接受教于顶级的学术大师，如裴文中、贾兰坡、翦伯赞、向达、夏鼐、苏秉琦等先生。五年教育奠定了我一生的学业基础。其间，1957年去郑州、洛阳、太原各地实习，在洛阳第一次挖了战国墓。1958年实习，发掘了具有学术生长点意义的两处重要仰韶遗址――华县泉护村和元君庙。1959年上半年，作为毕业实习，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陈列。当时，中国博物馆正在天安门广场日以继夜地施工中。我住在午门门口的小票房中。办公地点在端、午门之间的西厢房。我被分在原始社会陈列设计组。设计组长是贾兰坡，副组长佟柱臣、安志敏。我第一次走出校门接触历史・考古界，这里不仅汇集了各省博物馆收藏的精品，也汇集了各地文物考古界精英，如孙守道、胡悦谦等先生以及一些美术设计师。这留给我美好的生活回忆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1959年秋我被分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9月从安阳殷墟正式开始了田野考古生涯。1960年我第一次主持了长江西陵峡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我珍惜初次独立承担工作的经历，《考古》1962年发表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算是我的第一篇专业小文。那年秋天，我还短期参加了湖北郧县青龙泉史前遗址的发掘，领略了鄂西北大山深处的历史人文赖以发展的自然环境。1963――1964年在山东队重整梁山青 堆发掘资料，并参加了邹县、滕县考古普查。1965年再次参加殷墟发掘。
1965年秋―1972年夏，我先后参加山西永济四清、文化大革命，被卷进时代大潮，其间，我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罪名接受全所批斗，也“批判”过别人。后来又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京。1973―1987年，我先后参加了山东胶县三里河、渤海砣矶岛、临沂凤凰岭史前遗址的发掘，以及滕县前掌大商代贵族墓地的前四次发掘。我50岁时基本结束了田野考古生涯。
李：丰富的田野工作经历一定对您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吧？
邵：是的。一则，野外工作丰富了我的生活阅历。在西陵峡，住过漏雨的简易工棚，睡在门板上，被子上面盖着油布，趴在门板上，念书、做记录；在山东考古调查期间，我住过刺鼻的农药666粉储藏室，还旁听过山村的婚姻登记……。应该说，我们野外工作者比一般知识分子更深入农村，对改革开放前五千年生活条件几乎不变的中国社会底层农民社会有较深的理解。更主要的是，田野实践使我掌握了考古的基本原理、操作规程，理解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及其局限性。因此，可以不太费力地阅读发掘报告、审慎使用考古材料。这构成了我考古学研究的专业基石之一。
还提到的是，我没有囿于考古圈。我先后在夏鼐、徐苹芳、宋兆林、徐光冀、王炳华、李润权……那么多师友帮助下，得以进行过多次民族调查。1976年我倡议并参加了滇南六个民族原始天象知识调查，促使我对天文学起源进行探索，激发了我对民族调查的强烈愿望。我还去过新疆呼图壁、福建惠东、海南岛五指山深处进行了多次民族、民俗调查访问。另外，我还在山东队同仁的支持、祁国琴教授的协助下，与古生物学家李云通、郭书元先生合作，对王因遗址出土的淡水蚌进行了跨学科研究， 出了一条准确复原古环境及认识环境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小路。这些特殊的经历，不仅加深了对中国下层社会的理解，更开阔了我研习上古史及考古学的视野，启迪了我对考古学做动态的思考与研究。
李：田野的科学实践是你研究的基石之一，那另一块基石是什么呢？
邵：另一基石是我参加过十次集体编写大型综述性学术著作的经历和收获。
1960-1962年我有幸参与了夏鼐主编的“十年考古”――《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部分段落的编写； 1980―1985年参加了“三十年考古”――《新中国考古的发现和研究》部分章节的编写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组织、撰稿、编辑工作。此外70-90年代还参加了诸如徐 芳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考古精华》图集中史前部分的编选、编辑工作，以及90年代中期由外文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联手组织的大开本《中国文明的形成》中《龙山时代》一章的撰写等等。集体写书虽然不需要太多的个人发挥，但必须全面了解史前考古动态、当时研究成果、生长点和问题所在。这使我日后能把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置于学科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李：现在我们也承担了一些集体研究项目，您的话我深有同感。参与集体项目虽然有时候觉得很受限制，不能发挥自己的观点，但在与大家的切磋交流中，往往收益良多。您能否向读者具体谈谈你的研究课题？
邵：我的研习始终立足于我所从事的田野工作。我是我们考古所山东队的队员。我们队的任务以该地区史前考古为主，兼及细石器及商代遗存，甚至两周遗存。“碰到什么吃什么”。我个人的研习主要是围绕工作任务，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的几个研习阶段。
我研习考古开窍则晚。文革之前发表的，除一份考古调查简报外，就只有三两篇大批判稿了。对此我并不后悔。一则形势使然，再则我们没有说出圈的话，三则，动笔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如，因写儒法斗争而首次接触了先秦儒家、法家经典（尽管有些是断章取义的批判靶子），开启了我对先秦史籍的兴趣，对日后的研究颇有裨益。我认真的研习与写作则始于文革之后。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我整理了前十来年积累起来的零星学习心得，先后发表了如《华阴横阵仰韶墓地的葬俗与性质》、《远古文明的火花》、《印纹禽尊的踪迹》、《岳石文化――山东考古的新课题》等近十篇小题短文，虽嫌青涩、肤浅，却是我启步的足迹，敝帚自珍。这是我研究、写作的第一阶段。此间只有与高广仁合写的《史前陶 初论》一文，可算是一篇研习考古类型学的比较成熟的作品。
李：看来您最初的研究还是与自己的田野工作密切相关的。《史前陶 初论》堪称经典力作，您当时是怎么选中这个题目的呢？
邵：在山东地区的史前考古收获中，陶 不仅形制复杂、多变、优美，陶色明丽，给人印象突出，而且出土为数不少。单就这两点就够得上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文化的标准化石。苏先生的《瓦鬲的研究》以及《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大作中对尖底瓶等三类六种“文化分子”所作的分析启发我们，通过解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陶 这只“麻雀”，至少有助于建立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序列和地区类型。在高广仁同志的《试论大汶口文化分期》一文（《考古学报》1978年4期）中已凸显了陶 作为“标准化石”的作用。当我们立足于此，放眼全国各地出土的陶 时，惊喜地发现，它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上下三千年间，足迹差不多遍及大半个中国，其间的变异，明白地传递着不同文化区系间的关系。一部陶 的身世，就像黄土高原出身的陶鬲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半个中华大地的史前文化关系史，并昭示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在中华史前文化中的一个主源地位。在收集各地陶 资料的过程中，黎家芳学姐、考古所徐荣先生等同仁都伸出了无私的援手。谨致谢忱。
李：1984-1994年这十年间，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我觉得您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邵：从1984年发表与高广仁合写的《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一文起，直到1994年，这是我研究、写作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我们集中于考古学区系类型、中国文明起源、早期中国文明特征的探讨，或以此为学术背景，进行一些个案研究。所写的小文有《中国史前的龟灵与犬牲》（与高广仁合作）、《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史前艺术品的发现及史前艺术功能的演变》、《海岱系古玉概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溯源》等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的史观大致趋于定型。
2011年5月邵望平先生在山东大学讲演
李：《中国史前的龟灵与犬牲》是我最爱读的考古论文之一，灵气充溢，这篇文章的灵感从何而来呢？
邵：龟灵与犬牲课题的选定，大致与选定陶 为同一思路。龟灵与犬牲是鲁南、苏北大汶口文化早期突出的文化因素，但又不限于大汶口文化所特有。因此，立足鲁南苏北，放眼全国出土的“龟灵”与犬牲的遗存，就可能获得重大的历史信息。我们得到本所郑振香、胡秉华、莫润先、郑光等多位先生的帮助，也曾烦请四川、江苏等地的同仁讲解有关的发掘情况，终成小文。河南淅川下王冈的112号墓，墓主不仅在腰间随葬了龟壳，而且足侧还卧有一犬，与江苏刘林25号墓出土情况几乎相同。当时认为，下王冈的习俗可能源于大汶口文化。时隔十多年，当《舞阳贾湖》发表之后，我们清醒地反思，下王冈、刘林的龟灵与犬牲的文化现象，可能源于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向东、西两路的传播。还不止于此，这成为我们二十一世纪起步探讨“淮河史前文化大系”课题的一个思想火花。
李：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史观及学术观点的形成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二是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三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能不能先谈谈苏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您的影响？
邵：苏秉琦先生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们的主要导师。他曾多次亲临山东，驻足山东队，其间指导了我重整青 堆遗存。文化大革命后，在有新办公室之前，他选在我们山东队办公室办公；在他的暮年，我常陪他问医；几次陪他出差，因而有较多的机会聆听他的考古学・史学系统理论。这里不能展开畅谈。其中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也可以说是有关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他以庄子“庖丁解牛”寓意，区系类型就是庖丁手中的解剖刀，用心地实践就能认识古代中国这个“全牛”内部复杂结构及其间的有机联系，达到“无全牛”的认识高度，逐渐进入“游刃有余”的境界。他曾诙谐地说：“如果把对史前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无非全牛也’的水平上，岂不只是一个放牛娃！？”苏先生的理论不止于考古学，也是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先秦国家、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理论。苏先生对考古学・史学所贡献的，不是一个点的突破，也不是一个“面”的导向，而是一整个全新的古史研究框架。他的理论可浸润古史研究的多个层面、多个分支。先生离开我们虽已十多年，但当考古学有重大成果时，往往仍感到苏先生理论的牵引、推动力。1997年经朋友介绍，香港《明报月刊》委托我代访苏先生。那份访谈录要在迎接香港回归时在红色封面的七月号上发表。此时正值先生弥留之际，据说，主编站在印刷机前，拿到第一份带著油墨香的七月号立即飞寄到病榻之前，让先生临终前看到了《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的发布。2010年4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了我纪念苏先生的短文《生命在事业中永生》。这两篇算是我学习的笔记和心得。读者若有兴趣，可翻阅。
李：记得我上研究生时，您就要求我们认真读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部书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邵：我认为，迄今为止，在对古史传说的整理、研究领域里，徐老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43年第一次出版，1960年科学出版社出增订版，1985年文物出版社再版），尚无出其右者。徐老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方法科学，他的研究结论，如对夏文化的指认、史前三集团的分析，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论点，经住了考古学的验证。徐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虽是前清举人，却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认真研习，而不是应景、赶时髦。他努力汲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营养，作为研究中国古史的指南。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才成为寿世之作，数十年过去了，仍然熠熠生辉，成为我研习的指路明灯。我不仅从中学到知识和充满睿智、独到的的高论，更重要的是学到他对传说史料的正确态度：既不可尽信，也不可疑古过了头，要对传说资料分等……。从我开始练习写作时，就试着走考古与史书史料乃至传说相结合的路子，一直走到我学术生涯的尽头。拙作《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一书就打上徐老影响的明显烙印。
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邵：是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受到徐旭生先生治学之道的启发。我认为，在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规律、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论方面，迄今为止，无人能超越恩格斯。他的分析透彻，与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史实基本符合，同样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并非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金科玉律，句句是真理。恩格斯曾对摩尔根著作评论道：“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的材料，已极大丰富起来……它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收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要其它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我想，对恩格斯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亦应作如是观。我反复阅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经过消化，成了我个人史观、史论的一大来源。
我说我受惠于多位先贤，这只是我个人的 “一厢情愿”。实际上，我从史料中得出的史论多属自己的发挥，与先贤的原意也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也不想拉大旗。文责完全自负。
李：您在多篇文章提到“贪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也是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启发吧？
邵：“贪欲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议题，确实是直接受到恩格斯著作的影响。当我第一次读到恩格斯的论述：“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性的目的。”（1894年的第四版仍坚持此说）我很愕然。向来都说：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后来，我从考古学中懂得，人类社会之初（恩格斯所谓的“蒙昧时代”）并无私有制，直到新石器革命之后，在学会积累、有了剩余的条件下，才能激发人们的“贪欲”去巧取豪夺。最先富起来的应是酋长、武士首领、巫师，历史进入野蛮时代。“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我曾想：殷墟有那么多人牲，身首分离的奴隶白骨，怎么能称其为“文明社会？”孔圣人所谓的“大同之世”反倒成了“野蛮时代”？最后我也是通过对山东史前考古材料的分析才接受了恩格斯这一伟大的论点。确实，贪欲这个动力实在太强大了。今天我抢掠了别人的寨子，明天我的寨子就有可能被别人洗劫一空、斩尽杀绝。中国上古史传说如此，一些近代后进兄弟民族的史实也是如此。“大同之世”不过是一种臆想而已。诚然，人类的童年时代没有奴役、剥削，那实在是因为当时 “没有统治和奴役的余地”。我认为，贪欲不只是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私有制萌芽意味着贪欲在野蛮时代就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经常性的掠夺、厮杀，使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处于同归于尽的危险。在当时“相对剩余”不多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王权、国家（以暴力建立起）的权威，如果没有王权对 “相对剩余”“合礼”的聚敛、分配，就不可能有我们在博物馆里所看到的一代又一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恩格斯说：“只有文明时代，才能产生真正的工业和艺术。”“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我理解，相对于野蛮时代那种无度、无序的掠夺、厮杀而言，国家、王权代表着秩序、进步，其意义当在于此，也仅在于此。恩格斯又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就是因为，恩格斯的一系列论点往往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抹杀或歪曲了。这也就是我坚持研习原著的理由。这次只能匆匆谈过，我的研习心得已多次见诸拙作。我在筹措我的考古・史学文选。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可以翻翻，敬请指教。
李：您在退休之后，又出版了《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这部大著，被《中国学术年鉴2005年》选为考古学优秀著作；2009年又获得中国社科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研究成果奖。这一写作过程，一定经历了不少艰辛吧。
邵：这本书写作于1993-1999年。这一期间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当时，我已进入退休倒计时；我的丈夫，也是我的济南同乡、北大同学、考古所同事――高广仁，已退休，但尚未完全走出两年前心灵创伤的阴影。恰在此时，经友人推荐，江苏教育出版社邀请我们承担《中国文明的形成》丛书之一部《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的撰写。这是我们早已想做的大课题。出版社的邀请促使我们挽起袖子，把朦胧的追求变成了计日程功的具体任务。我们确定，要走一条以考古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道路，力争把早年提出的“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秦帝国统一，复原为连绵不断、脉络清楚、有血有肉的中国地区性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史。我们想要做的，并无前车之鉴。这不仅需要尽力收集双重史料来相互印证，还要以自己的史观贯穿其中来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写好这部书，就成了我们有生之年最大的挑战，也成了我们苦中取乐的源泉。在1996-1998年的关键时段，不少时日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徐元邦学长、王文清、黎家芳同窗好友及一些朋友的支持、搀扶下，1998年底交出书稿，后又几次去南京修改，直等丛书各分册基本凑齐，才于2005年出版。这本书凝聚了我们大半生从事山东地区考古的心血，几乎成了我们学术财富的唯一，敝帚自珍，聊以自慰。
李：2000年以来，您发表了多篇命题新颖的论文，其中有讨论“礼制”与文明起源的文章，提出 “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这一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邵：写《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一书派生了诸如礼制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淮河史前文化大系、海岱区先秦民族互动与融合等一些学术课题。对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成为我们近十年来学术生涯的最后一搏。这里就以“礼制”为例展开一谈。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古代社会的发展动力是贪欲，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欲。国家出现的主要历史作用之一就是遏制无度无序的掠夺、厮杀。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史上，宗教的作用相当突出。神权高于世俗政权。但是中国，在黄河流域，不论是考古资料还是传说都使我相信，中国文明出现之始就是王权至上的。关于暴力的作用不必论说，统治社会的新秩序还主要得靠世俗的礼制来建立。所谓“礼”，是王权以世俗的名分、礼仪、礼器等手段，控制、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确定各等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准则。贵族各就各位，各行其道，使社会以王权为轴心正常运转。“礼”所保障的是贵族整体的、根本的利益，而制约的是贵族一己的无度贪欲、争斗。而根据“礼”建立的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礼制”。王权通过“合礼”的渠道聚敛社会的相对剩余，进行再分配。首先是发展王室经济，满足王室的私欲以及为礼制服务的艺术、建筑、特种工艺等，一部分用于维持暴力和供养人员从事公共管理事务以及诸如观象授时之类的精神文明的生产。礼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礼不下庶人，庶人有“刑”管着。
社会的发展犹如一部汽车的行进。如果只有动力，而无方向盘、司机，其结果就是车毁人亡。我曾经主要用考古材料和借用一些传说材料对礼的起因、礼的形成与早期发展，以及礼的集成――周礼，以及东周的礼崩乐坏，作过系统但初步的分析。从周礼中可以看到三代礼制具有多源、一统性；周礼制定的社会依据一是等级制度，一是由氏族制度蜕变而来的宗法制度，造就了血缘政治的稳定，成为中国先秦史的一大特征；周礼制定的思想基础是王权至上、敬天保民、祖先崇拜；反对淫祀，反映了礼制以一贯之的以人为本的世俗性。礼制有明文、定制可依、可循，具有可继承性、可检验性，因而就成了世界上唯一延绵数千年而不断、不衰的中国文化的一大基因。《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论证得虽不太充分，但在结语中我们还是提出了十项读史心得：一，历史上从来没有“黄金时代”。二，实证“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三，礼制与暴力相辅相成是王权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支柱。四，“工商食官”体制下的官工业是先秦物质文明的主要生产者。五，中国早期都邑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而经济功能较弱。六，海岱地区的古代国家形态经历了由原始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七，海岱土著东夷族群经历了与夏、商、周族群和平与非和平的交融与浸润，最终共同汇入夷夏共同体之中，汉民族得以形成。八，王权的开明与贪虐是影响文明进程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九，知识与知识分子―“士”的崛起成为文明的一大动力。十，海岱区先秦意识形态的突出特点是祖先崇拜发达，而“非礼”的自然崇拜是“淫祀”，“淫祀无福”，自然崇拜相对不发达。
历史也告诉我们，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一部成文的文明史实质上只是社会金字塔上部贵族社会的历史而已。周初曾有过“刑错四十年不用”的盛世，但当礼制带给贵族的利益已成为他们陈旧的囊中之物、成了贵族贪欲的障碍时，“非礼”就层出不穷，庶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我认为国家社会的进步或倒退，文明或野蛮，一个明显的标准就是吏治是否清明，民生是否能得到保障，若如此，就能国泰民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历史上没有纯粹的文明社会，文明因素不断战胜野蛮因素，社会就前进。哪里的民众切身利益得到善待，那里就是相对文明的社会，就是人类心中的明灯。
李：能不能谈谈您从事考古研究这几十年来总的心得，再对我们这些后辈提点建议吧。
邵：还是说说我自己。我研习考古与历史是循序渐进的，从做具体的、小课题开始，有所积累才进行较大的综合研讨。研讨中尽量把考古与文献相结合以找到其历史背景，以便提高研习课题的历史意义。还有，我既受惠、承泽于先贤、师友，但坚持独立思考，特别是不受“二手货”的影响。再则做学问要耐得了孤独，生活中的我喜欢热闹、合群；但在研习上除在家切磋外，很少张扬。除非不得已，我不请知我者写书评。写作中多不涉及批评别人的论点。这受惠于一位学长的指教，他说：“如果自己的论点具有说服力，就不需要去批评别人的论点。”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不为升迁之类的诱惑所动心（如果有人为职称之类不得不“急功近利”，我也理解、宽容；但不可欺世盗名）。对文章论点、结构，乃至文辞反复思考，以求经得起检验。
我深知，不论是我对文明起源、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道路的探讨，对天文学起源的研习，还是对民俗、民族材料、古环境变迁史料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都只走出一两步而已。自以为是的 “小有所得”，很快就会在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的学术大潮之下湮灭、逝去。而你们年轻一代栋梁必定要立足中国考古沃土，坚持中国考古学一贯的正确方向，做出更大成绩，继续当世界考古的先锋。这是可喜的历史必然。我和我丈夫高广仁正是以这样乐观的心情和史观携手走在回归自然的路上。最后，谢谢《南方考古》给我这个机会。并请代向考古界的师长、前辈，和像你一样关心、理解我的老少朋友致衷心敬意，道一声珍重！
李：谢谢邵先生！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