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草原挥洒青春和汗水的考古人――刘国祥老师访谈

 

 

 

刘：1983-1986年，我在内蒙古喀喇沁旗王爷府蒙古族中学读高中，当时我是班上的历史课代表。我能够走上考古这条路，要感谢教我的班主任陈平老师。他教我们语文，经常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给我们读《史记》，使我耳濡目染。高考时，我的政治分数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单科第二名。填报志愿时，我原本对哲学和法律感兴趣。这时，陈老师鼓励我报北京大学考古系，认为学考古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那时我虽然对于考古学的理解仅限于历史课本中的只言片语，因为感觉陈老师的建议很有道理，最后毅然选择了考古。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投身于考古事业中，于学术上小有体会，也非常挚爱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力争能使考古学在当代社会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1986年，从这里毕业，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曾经的高中母校现已成为清代蒙古族王府博物馆了

 

刘：我现在的成果得益于老师和考古前辈的教诲以及入门考古以来的长期积累。进入北大考古系之后，我经历过两次考古实习。第一次在山西的曲村，由刘绪老师和徐天进老师带队。我发掘了一座西周时期的房址，有灶和围墙。在解剖墙基时，发现了一组顺时针摆放的石圭，房门的墙基下还埋有完整的猪骨。这些发现十分重要，当时邹衡先生也亲临现场指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我的毕业实习，在湖北天门的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遗址发掘，由赵辉和张弛老师带队。我发掘了一座重要的灰坑，出土有大量完整的陶器。灰坑中间有一件立置的大型陶罐，上面刻有一个头戴羽冠的人像，是非常难得的资料。这两次实习的经历使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有了一定的理解。

 

刘：刚进入考古所之后，所里安排我在湖北枣阳的雕龙碑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一次“集训”式的学习，让我学到了考古所的整套田野发掘技术，完成了由学生时代考古实习只负责自己探方的“一亩三分地”的青涩，到可以放眼全局、顾全整个发掘工地的过渡。这也让我完成了从一名学生到一名职业考古工作者的角色转换。后来在分考古队时，我向所里提出了回家乡内蒙古工作的想法，进入了考古所的内蒙古工作队，跟随杨虎老师发掘敖汉兴隆洼遗址，杨虎老师传授给我很多田野考古发掘经验，至今心存感激，难以忘怀。

 

刘：进入内蒙古队之后，在杨虎老师的安排下，我开始了对兴隆洼遗址的整理和发掘工作。首先在库房里进行统计陶片和做卡片的基础工作。后来，为了弄清兴隆洼遗址的整体布局，在1992-1993年，我们连续两年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揭露工作。发现了围绕聚落的壕沟、成排的房址，聚落中心还发现了两座面积达140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屋。有的房屋居住面上排放着成组的鹿头或猪头，居住面下发现了奇特的居室葬。其中在一座兴隆洼文化二期的房址居住面下，发现了人猪合葬墓。墓主人身体右侧埋葬有一雌一雄两只整猪，人骨耳部两侧发现了两件玉。这些居室葬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在以前的发掘中可能对类似迹象有所遗漏，所以在1994年和2000年，我们又对早期发掘的房址进行了补充发掘，清理了一批居室葬，明确了房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1992年发掘后期，我们用热气球拍摄了兴隆洼遗址的全景照片，这张照片来之不易，时值晚秋，风力较大，连续三天热气球无法升空，大家心急如焚，几乎要放弃了，在最后一次尝试中，带有两条巨龙的热气球瞬间腾起，在场的所有人一片欢腾。这张热气球航片已成为兴隆洼遗址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赤峰市博物馆中展出。

 

 

兴隆洼遗址1993年发掘现场（左为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右为兴隆洼遗址考古领队杨虎先生）

 

 

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区（北―南）

 

 

兴隆洼遗址M117出土玉

 

刘：为了进一步推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框架的建立和聚落考古研究，2001-2003年我们对兴隆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该遗址，我们有一系列的学术目的：了解当时的经济形态，渔猎采集和农业经济的比例；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兴隆洼文化的进一步分期；中日史前文化交流等。兴隆沟遗址处于兴隆洼文化中期，未发现围壕。重要遗存有：带暗道式出入口的房屋、亚字形房屋、居室葬等，再次发现了居住面上摆放兽头的习俗。居室葬首次发现了儿童合葬墓、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在一座儿童居室墓葬中，墓主人的右眼眶内嵌有玉。联系到牛河梁遗址“女神像”的双目嵌玉睛，当时可能有以玉示目的作法。在房址F22的居住面上，有人骨、陶器、石器出土，保留了较完整的生活场景，屋内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可能是经历了一场突发性的灾难。在王巍所长的积极推动下，以中国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和日本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的发掘为基础，中日双方学者共同探讨中日史前时期文化交流关系，诸多日本知名专家冈村道雄、岗田康博、佐川正敏、西本丰弘、佐藤洋一郎、铃木三男、百百幸雄等到工地现场参观考察，开展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003年在兴隆沟遗址发掘现场

 

 

兴隆沟聚落遗址2001年发掘区（北―南）

 

 

兴隆沟遗址F5西南部成组兽头

 

刘：在发掘中，我们采用一米见方的网格为单位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记录。还对土壤样品进行了系列采样，做了大量浮选，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几座房屋内，首次浮选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已经炭化的粟和黍的籽粒，经赵志军先生鉴定有明显的人工栽培迹象。另外，通过对古树种的鉴定，探明了当时的自然植被有栗树、橡树、榆树等。后来经过与日本学者的交流，我们认为兴隆洼文化的用玉习俗和琢玉技术，可能影响到了绳纹时代的日本列岛。在发掘中，我们主动给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现场讲解，组织当地中、小学生到工地参观，在小学校园举办考古发掘成果展，达到了很好的科普效果。

 

刘：1997年夏天，考古所原党委书记王立邦和原常务副所长乌恩先生到海拉尔地区进行考察，了解到当地发现了一批新的青铜器材料，感到非常重要。当年的秋天，派我到海拉尔进行调查。我找到了青铜器出土的地点，可能是一座被破坏的墓葬，中间有堆土。经过对墓葬填土的筛选，又发现了一些珠子、铜铃等小件物品。这些遗存的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对墓葬周围进行了钻探，但是没有发现整片的墓地。就在调查即将结束时，我们在一条冲沟的剖面上发现了露出的墓葬棺木，于是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保存完整的木棺和金银器，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看与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的鲜卑人墓葬有别。在周围，又发现了几座墓葬，从而确定这是一片古墓葬群。我们将上述发现上报国家文物局，经立项批准后，于1998秋季开始对谢尔塔拉墓地进行发掘。前后共清理10座墓葬，其中的8座保存比较完好，均为土坑竖穴墓，常见屈肢葬，以单人葬为主，双人葬仅有一例。规格最高的M6有一棺一椁，随葬有完整的弓、装满箭的桦树皮箭囊，墓主人枕在马鞍上。这些习俗都显示了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经碳十四测定棺木样品的年代数据显示为9-10世纪，其墓葬形制、风格与辽代亦明显不同。经调查，西乌珠尔也发现有类似的墓葬遗存，应代表着呼伦贝尔草原的新发现的一种晚唐五代时期的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因此我将以谢尔塔拉墓地为代表的这些遗存命名为“谢尔塔拉文化”。2006年，我们完成并出版了《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一书，这是呼伦贝尔地区首部考古专刊，其中用了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综合性研究方法对这批墓葬进行了研究。这批人骨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特征，我们认为属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室韦的遗存，这为研究蒙古族起源提供了考古实证资料。

 

 

谢尔塔拉M6内随葬有大弓和马鞍子（东北―西南）

 

 

刘：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是东北地区最完善的。我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埋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这也是为了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做的工作，对于红山文化是否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手工业分工，出现了等级社会，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发现了大型的礼仪中心（如大型祭坛）。这说明了辽西地区的史前社会在红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剧变，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

 

刘：在东北地区，特别是赤峰地区，遗址的分布非常有特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较为单纯，缺少叠压打破关系，从而为研究聚落形态提供了很好的实证。但是，目前发掘的遗址仍然偏少，下一步的计划是希望通过对于特定区域的多学科调查来推动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研究。该地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也需要加强，尤其是华北地区已经发现了近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早期遗存，东北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存，如何填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空白，应是当前需要开展的一项很重要的田野工作。也需深入探索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探索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兴隆洼文化时期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但是农业已经出现。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农业已经占据一定的比重，然而狩猎采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遗址连续居住的时间很长，地层堆积很厚，表明是定居的农业聚落。但是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该地区的生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业经济退居次要地位，游牧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模式的发展和转变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刘：东北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交流，涉及到东北亚之间的史前文化交流，我们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应强调区域性，但开展学术研究一定要注重开阔学术视野；辽西地区的发展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如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英国剑桥大学的马丁・琼斯教授认为，欧洲的小米起源可能与辽西地区有关，亚欧草原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的通道，加强这方面的学术合作也是我们希望的。

 

刘：在目前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如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中，目前很少发现独立于居住区之外的集中墓地。即使是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也仅仅是埋葬少部分高等级的社会成员。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应予以足够重视。

 

刘：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明显的功能分区，整个聚落可以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每区代表一定的社会组织单位。当时的社会生活主要以家户为单位。家户这一概念对于探讨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发掘报告的编写中，就以房址为单位，客观描述和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状况。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房屋是成排的，有相对独立的窖穴分布区，这表明当时家户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而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家户有独立出来的趋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兴隆沟遗址的第二地点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晚期聚落，该聚落的房屋相对独立，窖穴分布在房屋周围，家户的相对独立性得以体现。

 

刘：兴隆洼一期聚落内分布有大中小三类房址，大型房址是公共活动的场所。在二期聚落的大型房屋内，发现了人猪合葬墓等重要遗迹现象，墓主人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其右侧埋有一雌一雄的整猪，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的聚落首领。此外，兴隆沟聚落内的一座大型房址内发现一座居室墓葬，墓主人耳部佩戴玉，胸部和腕部佩戴人头盖骨牌饰，生前社会地位较高。红山文化大型积石冢内埋葬的社会成员，应代表不同等级的祭司，生前应为社会管理者。

 

刘：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我的导师是乌恩先生。之所以选择做这个题目，是因为以前一直研究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而对北方青铜时代的文化比较生疏。希望能凭借读研究生的阶段熟悉内蒙古地区的青铜文化，系统地整理辽西地区的青铜器资料。

 

 

2010年夏，调查大兴安岭林区黄火地遗址，原呼伦贝尔市委书记、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曹征海等领导到工地现场慰问

 

 

2011年5月，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田广林教授（中）、内蒙古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张久和教授（左一）在呼伦贝尔草原考察

 

刘：我认为北方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非常具有特色，我的研究集中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北方地区十分发达的一支青铜时代文化，资料也相对丰富，较重要的发掘有南山根、小黑石沟等墓地，出土了较多具有北方草原特点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出土一些中原式的青铜礼器，年代一般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我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该地区自从红山文化以来与中原地区文化相互交流的传统。当然，北方地区的青铜器有着明显的自身特点，如动物造型的器物。我在硕士论文中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分为八期，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年代学研究。同时也梳理了当地青铜文化发展的脉络，包括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如曲刃青铜短剑的起源等；还有北方草原与京津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的关系等。目前我们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墓葬较多，而遗址较少。对该文化的研究是探索北方游牧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关系问题，前者资料丰富，特别是发掘了大甸子遗址与墓地。这两个文化之间是年代先后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并行阶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察。2008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互动的学术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青铜文化做了从西向东的系统考察，在鄂尔多斯和赤峰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收获颇丰。

 

刘：我对于玉器的兴趣首先来自于对兴隆洼文化玉器发掘与研究的经历。1992年我们在兴隆洼遗址的一座居室墓（M117）中发现了出自墓主人耳部的两件玉，后来兴隆沟遗址再次发现了玉器。我们请教了闻广等先生，确认兴隆洼文化所发现的玉器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玉器，把玉器出现的年代推进至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先河。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我国玉文化的重要源头，尽管目前发现的数量有限，但地位比较独特，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促使我开始了玉器的研究。我关注玉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研究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时，感到玉器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了解玉器，就难以深入地认识和研究红山文化。通过对玉器的剖析，我认识到了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我于2006-200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所研究的题目正是中国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和文明社会的诞生。

 

 

2007年在哈佛大学Ofer Bar-Yosef教授办公室合影

 

 

2007年全家人在哈佛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中）合影

 

刘：在我接触玉文化的时候，有两位先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位是夏鼐先生，他在1980-1984年发表了几篇重要的玉器论文，明确提出，研究玉器要从考古学角度入手，使我对研究玉器产生了信心。此外，对玉器的研究还应注重从矿物学、地质学、历史文献学、实验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考古学要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玉文化体系是由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玉器建立起来的。没有牛河梁遗址的发掘，红山文化玉器就难以得到确认；没有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对中国玉文化起源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推进至距今8000年的久远年代。夏鼐先生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于商代玉器和汉代玉器的研究文章，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另一位是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晚年对中国玉文化的弘扬让我非常感动。他晚年进行文化自觉，提出了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必要。从构建新的世界物质文明的角度，中华民族能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贡献给未来的世界，费先生首先想到了中国的玉器。费先生大力提倡中国玉文化研究，组织召开了以考古专家为主的全国性的玉器会议。作为一个考古人，我感到有责任也有必要深入开展玉器的研究。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观摩红山文化C形黄玉龙

 

 

在辽宁省博物馆与郭大顺先生一起观摩红山文化玉器

 

刘：2004-2007年，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进行合作，以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出土玉器为基础，研究玉器起源问题。邓聪先生当时正在研究东亚玉器工艺，开展该课题时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从考古学的角度，重点研究其出土背景、形制、使用方式，在中国玉文化发展中的源流关系等。第二，我们从实验考古学出发，探索玉器的工艺。如在兴隆洼遗址出土的一对玉，内外径、重量均一致，这在当时技术水平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对玉上窄缺口的加工进行了制作工艺的复原实验，发现用线切割技术，用麻绳、解玉砂、水能将玉器切开。对比实验加工的玉器和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我们发现其痕迹是一致的，这说明了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先民们可能已经掌握了线切割技术。这一技术在东亚有着很广范的分布，而兴隆洼文化应是其源头。第三是使用方式的研究。首先是根据其出土位置，其次是依据民族学的资料。现代海南岛的黎族，还有在耳部戴饰的习俗，佩戴时的缺口向下，这就说明了其佩戴方式是耳部穿洞。兴隆洼文化先民们应该是使用相同的方式。

 

 

2010年11月，与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主持学术会议

 

 

2006年10月，在波士顿大学演讲

 

刘：对于玉料的来源，我们也进行了探索。兴隆洼文化的高等级玉器，如玉，都是黄绿色的透闪石，几乎均产自辽宁岫岩的细玉沟。有一对玉上的红褐色斑块，原先认为是沁，后来研究后发现是河磨玉留下的石皮。

 

刘：这本书的编著者是杨虎先生、邓聪先生我们三人。以上述成果为基础，在《玉器起源探索》一书中，我们扩大了视野，参考了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的资料。在整个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兴隆洼文化玉器都具有开创性的地位。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交流，我们认为日本绳纹时代饰的起源，应该和东北地区的玉器有关。不仅器类相同，器物组合、加工方式都一致，均采用线切割技术。在本书中，我们还邀请了日本的藤田富士夫、哈佛大学的傅罗文先生撰写了文章。本书印制精良，中英双语刊发，在东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台湾著名玉器专家邓淑苹先生认为该书为东亚玉器研究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2008年秋季，与王巍所长、陈星灿副所长等访问俄罗斯

 

 

2009年在日本长野参加日本玉器考古大会

 

刘：我们感到随着玉器出土数量的不断增加，亟需一部具有断代意义的工具书。科学出版社组织了全国文博考古界的骨干力量，在2005年编著出版了15卷本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我在其中担任了全集的副主编和东北分卷的主编。这套书收录了考古发掘出土的具有准确年代和出土地点的玉器，应为中国玉文化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我们近年来还编辑出版了《名家论玉（一、二、三）》、《玉根国脉（一）》等著作，总约400万字。在这些论文集中，我们主要收录诸多专家玉器考古研究的文章，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玉文化的经典文献。中国出土玉器数量日益增多，资料浩繁，如需对出土背景进行全面解读，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通过编纂这些文集，便于学者和相关人士进行综合研究。

 

 

刘：中国玉器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参与的人数较少，而且从考古的角度来研究玉器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我参加过两届日本的年度玉文化大会，参加会议的大部分都是考古学家，把当年最新的成果介绍给大家，大量的公众前来旁听，气氛非常热烈。日本的玉器资料并不丰富，但是相关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参加玉文化研究的人员很多，这与我们国内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因此，我们对于这方面应该重视起来。在编写考古报告时，我们不能仅仅刊发玉器的图片，而是要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通过玉文化的研究，可以获得教育公众的社会意义，为研究传统文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时要借助多学科手段，如矿物学、埋藏学、人类学、历史文献研究、民族学调查等。在其中，考古学应该占据主要地位。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古代玉器的研究，对当代玉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此外，我们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对于史前玉器作坊的研究还很缺乏，至今没有发现相关的遗迹。

 

 

刘：内蒙古考古工作队成立于1959年，是社科院考古所建立较早的工作队之一，刘观民先生是第一任队长。几十年来在内蒙古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重心在赤峰地区。通过这些工作，大体建立起来了内蒙古东南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年代框架。2003年，由于工作需要，内蒙古队分为第一工作队和第二工作队。第一工作队主要负责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发掘研究。第二工作队负责辽金时期的考古工作。内蒙古一队归属于边疆与民族考古研究室。以前，我们队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直到2003年，考古所与赤峰学院签署协议，将内蒙一队设在赤峰学院，工作条件大大改善。我们还在赤峰学院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集中展示内蒙古工作队50余年的学术成果。与赤峰学院共建了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04年召开了首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80多名国内外学者参与，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红山文化研究》，被评为年度最佳考古文博论文集，对研究红山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0年，我们又与台湾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合作，组织召开了一次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出版了论文集。这些年我们和赤峰学院合作，开设了红山文化学术论坛，和国外研究机构广泛合作，也培养了一批研究红山文化的师资队伍。2011年7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先生在赤峰考察期间，专程赶到赤峰学院，仔细查看了内蒙一队的展厅和存放文物标本的库房，王院长对几代考古人数十年在赤峰地区取得田野考古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对考古研究所与赤峰学院的合作模式予以充分肯定。

 

 

2003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赤峰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2011年3月，与王巍所长（左二）、呼伦贝尔市张利平市长（右三）等领导一起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左三）汇报呼伦贝尔考古工作

 

刘：内蒙一队队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的报告整理工作。前者目前已经完成了300万字的初稿，后者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把报告出版。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发掘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继续推进这种合作研究。赤峰学院还准备建设新图书馆，计划提供给我们2000平方米作为展厅，我们准备举办一个展览，充分展示我们内蒙古队50多年来的工作成果。这也是我们回馈社会的一种努力。

 

 

丁：文化遗产保护和公众考古成了国内近年流行的观念，随着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的增加，公众对于考古的热情逐渐增高，您认为应该怎样更好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

刘：2008年考古所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由王巍所长兼任主任。成立这一中心的初衷是推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我们的宗旨和目标是“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增强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文明悠久文化”。成立之后，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如2009年的“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走进安阳殷墟，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等。我们在活动中邀请了众多的新闻媒体前来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08-2010年间，我们召开了三届“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向社会大众传播玉文化知识。2010年1月，我们还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考古论坛“聚焦曹魏高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考古所成立60周年的大庆活动中，我们公共考古中心负责了宣传活动，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撰写文章，对考古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宣传。2010年5月我们所被科技部、中宣部、全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通过这些努力，我们要把考古的成果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实现考古学回归于大众的理念。苏秉琦先生曾说：“考古原应回归它的创造者――人民，这是它的从业者的天职。”我们的现任所长王巍先生明确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把公共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011年7月31日，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汇报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地区的田野考古成果

 

刘：我们今后的目标是开展形式多样的考古活动。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特别是考古领队，都应该具有公共考古的意识。例如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面向当地的中小学生和群众开放工地，进行宣传和讲解，使他们了解相关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是出版科普类的考古书籍、拍摄考古纪录片等。我们还计划组织一场“村长与考古队长之间的对话”，准备选取一些重要考古遗址所在的自然村的村干部与考古队长举行一场对话，增进相互的了解，树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进而带动民众。我们已经组织开展的另一项工作是对经历过重大考古发现的学者们进行访谈。由于有些经历和思考并不能完全体现在发掘报告中，这对于编写考古学史是非常宝贵的资料。第三个想法是考古纪录片的制作。作为考古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我们在2011年准备拍摄两集关于农业起源的纪录片，一集是粟作的起源，另一集是稻作的起源。2012年，我们还将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为题目制作纪录片，选择了牛河梁和凌家滩遗址，准备各拍摄三集。开展公共考古活动，我们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以往的考古纪录片，往往由电视台选题，考古学家在其中的作用较为被动。这次的纪录片制作由公共考古中心主持，注重学术性，传播正确的考古知识，对公众进行正确引导。此外，以往的考古发掘，由于缺少专业摄影师摄像的资料，只能通过“再现”等方式来展示。今后我们的重大考古发现，应该请专业的摄影摄像师全程拍摄和记录，这样可以完整地记录各方面的信息，避免考古信息的不完整。

 

 

在内蒙古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可以看到美丽的草原风光

 

 

兴隆沟遗址周围的沙棘果曾给考古队员带来难以忘怀的酸甜滋味

 

刘：好的。谢谢你！在此也感谢关心内蒙古考古的广大网友！我喜欢蒙古音乐，平时爱唱草原歌曲，《雕花的马鞍》是我们内蒙古第一考古工作队的队歌，全队人都会唱。户外运动喜欢骑马和登山。考古，苦中有乐，先苦后甜！常言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也是我的工作和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