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暨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和新的常务理事会。就其组成人员来看，和前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相比，一是旧貌换新颜，二是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共有常务理事15人，全是改革开放以前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其中有10位是50年代进入考古学界的学者，担任理事长和副 理事长的4人，全是五十年代从学校走出来投身考古学的学者。这一届常务理事会，成员共17人，其中14人是80年代初期前后参加考古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在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5人中，4人是8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只有我一人是5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所以这一届考古学会具有从5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过渡到80年代初期前后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的显著特征。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对此，我的感情很复杂，除此外，我又感到疲惫、孤独和胆怯。
所以有疲惫之感，是因为我从考古学会成立之日起，就被选举为理事，一任就是10年，从1989年选为常务理事，一任又是10年，自1999年被选为副理事长后，至今已有9年了。1986年以来，中国考古学会出现了分歧，围绕中国考古学会是中国的考古学会还是某一单位的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是否应遵循法规、实践民主原则，和中国考古学会是否应尊重公民权利及人权这三个问题展开了斗争。我在这场战斗中是积极的一员。伴随着这一战斗，自1986年起，尤其是从199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会基本上处于半瘫痪乃至瘫痪状态，中国考古学会基本上沉睡了22年，现在 醒了，刚 醒的人，自然感到疲惫。所以有孤独之感，是从1986年的52岁的我，至2008年已成为74岁的老者的我，作为这届常务理事中年龄最老的老者，看到大批锐意进取的年青学者进入常务理事会，欣喜之余，流露出孤独之感，实是难以自禁。我的任务是两件，一是推进考古学会工作，二是做好学会新老交替的工作，能否实现这个目标？确实感到胆怯。
为了推进考古学会工作，就有一个如何面对以往22年，尤其是如何面对以往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工作所存在的经验与教训的问题。对此，我个人的主张，正如我在10月22日晚宴的祝酒词中所说的那样，是总结历史，终结过去，团结起来，面向未来，做好考古学会工作，促进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
为了促进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中国考古学会就要提倡实事求是或务实求真和艰苦奋斗的学风，就要营造能够自主、自由思考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就要倡导学者人格要独立，学术研究要自由，学会组织要民主。
为了促进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就要对以往学会工作进行一番总结，继承夏鼐主持学会工作以来所形成的优良的学术传统。这些优良的学术传统是：
一是夏鼐规定下来的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和召开学术年会及出版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考古学年鉴》自1983年产生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以来，每年出版一集，一直到现在。这一规定，学会要坚持下去。学术年会已召开过10次，由于自1986年以后出现的众所周知的情况，没有实现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的预定目标，但召开的学术年会，均设置了学术讨论或研究的主题，实现了以点带面、推进考古学发展的追求，并都出版了论文集。这一优良传统，我们这届考古学会要继承下来。
二是苏秉琦倡导并亲自实施的召开小型学术座谈会以促进考古学发展的措施。自1982年苏秉琦推动并主持召开河北蔚县三关考古工地现场座谈会以后，先后就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与环渤海考古这两个课题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不仅推动了相关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也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这一优良传统，我们这届学会也要继承下来。
三是宿白开创了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体系和建立了中国佛教遗迹研究的学术新体系，除此之外，还在古建筑及版本学方面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自50年代至今在这四个学科中均保持领先，一直处于导师地位。这是他专心致志、潜心治学，尤其是他倡导、组织并亲自操作的以中国佛教遗迹为课题，开展系统研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们这届中国考古学会，也要将宿白这一优良的朴学传统继承下来。
开创优良传统，得有学识。继承优良传统，也得有学识。我不敢说我们这代人，也不敢说80年代初期开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听夏鼐、苏秉琦、宿白的课，读他们的著作，接受他们的教育，追随其后成长起来的。虽已成长起来，自感仍处于随其后的位置，故就个人学识来说，能否将他们开创的学术传统继承下来，则心惕息，就只得谦逊待之，谨严为之。个人的能力如此渺小，只得期望全体会员，尤其是全体理事，人人行动起来，以繁荣学术。
人人行动起来，以繁荣学术，一是期望单位会员组织起来，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每年至少设置一个学术议题开一次研讨会。二是寄望会员之间，尤其是理事或单位会员之间的加强学术联系，或依地区，或按时代，或按专题组织专业委员会，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三是拟和报刊合作，例如和《中国文物报》合作，开辟学术讨论园地。
至于中国考古学今后怎么办的问题，除了上面讲的传承那些优良传统外，我现在想到的依然是我作为此次大会主席团主席所致的《闭幕词》中所讲的那些，即要举一面旗帜，走一条道路，确立两个支撑点。
举一面旗帜，就是要举苏秉琦创立的两论的旗帜。所谓两论，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也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和文明起源、形成、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文明论。因为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创立的两论的时代，时代没有变，旗帜就不能变。
走一条道路，就是要走持续发展之路。这才是推进考古学健康发展之正道。
确立两个支撑点。一个支撑点是考古工作要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考古学要实现走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以文物保护为支撑，就必须维护和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而要维护和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我们就要切切实实地将中国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
另一个支撑点是考古学要创新。创新是实现和推进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考古学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以创新的为支撑。创新是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的灵魂。
如何创新？材料出学问，新材料出新学问。前人讲，史学即是认识史料产生的学问，所以，有一份材料只能说一份话，要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因此，就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如我在大会闭幕词中所讲的：考古学创新，既要依靠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的积累，又要依靠考古学者对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作务实求真的解析与研究。务实求真的解析资料及其释放的信息，则必须进行逻辑与理论的思维，以达到对研究对象接近真实的了解。就是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达到把死人的说活的目的，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希望大家要做掀浪人，不要做赶浪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应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大家动手，繁荣学术，创造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高丹）
